——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常委联系点专题辅导会上的讲话提纲

张掖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  王立泰

（2009年4月22日）

在全党开展深入学习和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是中央面对党的自身建设存在的问题，面对党执政面临的新形势和新要求，面对经济和社会发展阶段的新任务和新问题作出的一项重大决定。学习和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既要解决认识问题，又要解决实践问题。因此，这次科学发展观活动，尤其强调学习和实践这个主题，其基本要求，就是要加强学习、提高认识，全体党员受教育，就是要注重实践、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实现科学发展上水平。只有做好这两个方面的工作，人民群众才能得到实惠。这次的科学发展观活动，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在实践上做文章

根据市委学习实践活动领导小组的安排，我不仅要联系指导好本单位的学习实践活动，还确定市林业局作为联系点，要求在联系点进行辅导讲座。其实，对于科学发展观的学习，我和同志们的起点是一样的，不存在谁辅导谁的问题，应该是通过这种形式，交流学习体会，互相启发，加深认识和了解。今天，我和同志们交流的题目是：积极改善“两个生态”，努力实现科学发展。这里所讲的“两个生态”，主要指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之所以要讲“两个生态”，是基于以下几点考虑：一是林业部门和纪检监察机关，从表面上看，没有什么联系，一个是政府职能部门，主管林业自然生态建设，一个是党委组成部门，主管党风廉政建设，对人文生态有着很大影响。但我联系这两个系统的学习实践活动，就要把两方面的实践活动同学习活动相结合、相联系，从生态环境的角度来认识，使我们两个系统自然联系起来；二是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看似两个独立的生态系统，但所面临的挑战和问题是共同的，需要引起高度重视；三是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虽属自然和社会两大系统，但彼此互相联系、互相制约、互相促进，有许多不可分割的地方，不是孤立存在的；四是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虽各具特色，各有自身的规律性，但要实现“两个生态”的良性循环，必须“双管齐下，共同促进”，才能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因此，在讲座的组织上，我们将纪委和林业部门的同志组织起来；在讲座的内容上，也将“两个生态”联系起来讲，给同志们一些启发和启示，供同志们在学习实践活动中思考和考虑。

总体来讲，我们的发展和进步是巨大的，特别是国家实力的增强、人民财富的积累，在短期内有了很快发展，总的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改善。从物质文明的角度来讲，收获是巨大的。但是这种成就和收获付出了巨大的成本，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特别在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上的损失和代价是巨大的，需要我们认真分析，重新审视。

自然生态恶化问题已成为全世界共同面对的问题，也成为每个人无法回避的问题。这些年，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自然灾害越来越多，灾害程度越来越严重，波及的范围越来越广，造成的创伤和损失也日趋严重。从我们周围来看，甘肃是自然生态破坏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我们是自然生态破坏最大的受害者。但我们一方面非常羡慕南方自然条件好的省份，对他们的山青水秀，对他们的湖光山色留恋忘返，另一方面，我们还不够珍惜已非常脆弱的自然生态，对已经不堪负重的生态雪上加霜，使得自然生态继续破坏的局面仍未扼制。突出表现在：

一是土地沙化问题触目惊心。我没有查阅资料和数据，但我知道，目前我国土地沙化的问题依然严峻，总体处于局部治理、整体恶化状态。主要问题是：过度开垦造田。张掖在实施黑河流域综合治理过程中出台了规定，禁止开荒，禁止向区内移民，禁种高耗水作物，但这些年由于土地各种规费收入减免，土地产出的比较效益提高，乱开耕地和私自开垦土地的行为比较严重，给日益严重的张掖生态造成严重破坏。同时，过度放牧。张掖历史上是水草丰美的天然草场，是以游牧为主生存的地方，后来才发展到农耕生产。这两种生产生存方式的根本区别在于，游牧生产主要是顺应自然、自然循环，农耕生产是改造自然、阻断循环，虽然农耕生产的比较效益好于游牧生产，但对自然的破坏程度更大一些。这些年，由于牧区人口和畜群数量过快增加，造成草场退化、土地沙化的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总之，河西地处巴丹吉林沙漠边缘，张掖是戈壁的水乡，沙漠边上的绿洲，张掖生态脆弱的问题是客观的、现实的、直接的，如果不注意保护生态、保护土地、保护草原和湿地，不久的将来，这里会成为沙漠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谁都不愿看到的。

二是森林、湿地、草原面积减少。河西的生态和发展，主要取决于祁连山的呵护，是祁连山孕育了河西。祁连山区的生态问题关系河西的生存和出路。我们知道，黑河是张掖的母亲河，黑河水来自祁连山的涵养，主要由祁连山、森林和草地涵养水资源。但由于祁连山森林资源的破坏，祁连山腹地人类活动的加剧，祁连山雪线上移、冰川减少，形势非常严峻。去年，我们陪省政府刘省长一行去七一冰川，冰川下面有兰州科学院冰川研究所的专家，他们这几年连续观察，证明冰舌上移，冰川融化的速度加快。这些年，肃南县实施生态移民工程和草原围栏工程项目，对保护草原、草地资源非常有益，但群众移民的积极性不高。草场围栏了，但畜群数量没有严格控制。我在新西兰考察，这个海中的岛国，主要由死火山构成，地下资源匮乏，主要依靠草地发展畜牧业。该国草场都属牧场主所有，但国家进行严格规定草原轮牧，严格限定草场承载量，每公顷草场不得超过5只羊、1头牛，从而确保了草原、草场的永续利用，也做到了天蓝、山绿、水清、人富。现在新西兰发展旅游业，大批游客奔着优越的自然生态而去，他们也步入了卖阳光、卖空气、卖绿色的生态文明时期。

张掖湿地是黑河滋润的结果，湿地并非张掖独有，但它是张掖人生产生活最为紧密的特色资源。我知道，在河西走廊，敦煌有一些湿地，嘉峪关郊区也有一部分湿地，但有张掖这样大规模、有张掖这样靠近城市、有张掖这样具有生物多样性的湿地，在全国独一无二。但这块湿地命运多舛，这些年破坏和萎缩严重，特别是张掖城市中原有的湿地，几乎破坏贻尽，使本来很具优势和特色的戈壁水乡、湿地之城变得面目全非，同定西、同平凉、庆阳等东部缺水地区的城市没有区别。我们占用了湿地、追求现代气息，但得不偿失，没有了特色和竞争力，这是张掖非常遗憾的事，也是花多少钱都无法买回来的损失。我在张掖工作了几年，半城芦苇半城塔的美景只能从一些诗句中得到印证和追忆。

三是水资源严重减少。水资源问题已成为人类第一忧患。我们身处西部，由于黑河的关爱，没有缺水的无奈和伤心，但全省其他地区却长期经受水的制约。我家地处兰州周边，距兰州40公里，虽然黄河从兰州穿城而过，但皋兰县是兰州最缺水的地方。同志们可能从电视、收音机中了解到，全国妇联支援定西母亲建设“母亲水窖”，但并不了解水窖是怎么一回事。我是吃水窖水长大的。那是先在地上挖个土窖，再用黄胶泥防渗处理，然后将雨水收积起来，平时使用。张掖暂时没有水的困惑，但从长远发展来看，我们人均占有水资源在全国平均水平以下，我们的工业发展用水，今后只能从农业节水中调剂。因此，保持水资源，节约和珍惜水资源是摆在每个人面前的严峻课题，也是每个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四是环境污染触目惊心。环境污染已成为社会公害，有日趋严重之势。我们随处可见随风飘扬的塑料污染，随处可见的垃圾乱堆乱倒，随处可见的粪便苍蝇，让我们的生活环境严重恶化，让我们的生活质量大打折扣。据全省人大常委会环资委调查，全省十四个地、州、市中，地区所在地城市建了污水处理厂的只有四、五家，而真正全年运行的不足三家，而按设计要求处理的基本没有。但这些城市生活、生产污水量均大于污水处理的能力，十四个地市所在地周边地下水中的有害元素大部或全部超标，造成了严重的水土污染。目前在农业生产中还严重存在着农药污染、化肥污染、激素污染等等，成为人们生活的大敌。现在人们得病多、病情复杂，与环境污染有直接关系。

五是乱开乱采资源非常严重。这些年，我认为中国经济实现了一个循环，这个循环中，我们收获到喜悦，也收获到遗憾。从西部这一轮的发展周期来看，损失大于收获。我是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历者，更是其中的实践者，每个环节都没有错过。现在想来，如梦一般。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敞开大门看到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繁荣和现代，也看到了实现现代化的前提是实现工业化，没有工业化，难以实现现代化。记得80年代初期，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把农业、农村、农民长期困扰的吃饭问题解决了。为了实现富民富县目标，各地区、各县区都开始大办乡镇企业，发展工业。我当时在县上工作，该县原来只有一家农具厂、一家水泥厂，但为了加快发展，采取县、乡、村、社“四轮驱动”，国家、集体、个体、联户“四层齐动”，大办乡镇企业；大家眼睛都盯住本县矿产资源，靠山吃山，靠着大跃进遗留下来的激情，靠着银行没有担保的贷款，大办乡镇企业。在一段时间里，村村冒烟，处处办厂，乡镇企业产值一路凯歌，年年翻番，有些三分天下有其一，有些成了当地经济的半壁河山。但现在盘点这些企业，基本属于挖、砸、烧的行业，挖就是挖煤、挖石灰石、石英石等建小煤矿、小选矿厂，砸就是砸石头、砸土块建砖瓦厂、石灰厂等，烧就是烧石头建小水泥厂、小铁合金厂。一段时间，兰州市永登县小水泥厂达到一百多家，小铁合金厂达到五、六十家，小煤窑也非常多。但我到永登是工作后，这时水泥和铁合金已严重过剩，质量不符合要求，需要立即取缔。为解决这个问题，县上采取极端措施，炸小水泥厂，炸小煤窑，炸小铁合金厂，许多领导含着眼泪点燃炸药包。经过这一轮的发展，我们的统计报表上有了辉煌的记载，个别人腰包鼓了起来，成为农民企业家，有些还转成国家干部，跳出了农门，而农村凡是和资源靠边的地方，大多被挖的千疮百孔；凡是有河流的地方，大都被污染的惨不忍睹。这些年，经过治理和经济结构的调整，这种状况有所改善，但带给自然的创伤是永远无法弥补的。如果把我们的收获同付出的成本相比，真是得不偿失啊！

我常想，为什么生态环境恶化的问题已这样严重，却还得不到人们的高度重视和自觉保护，生态环境恶化问题为何得不到有效扼制呢？生态恶化的问题，已严重影响到日常生产生活。为何许多人还会麻木不仁呢？今年以来，因戒酒问题让我受到启发。我过去烟瘾非常大，每天抽两包烟，但非典后我立即戒烟，快六年内没有复吸；今年春节后坚持戒酒，但每次经不住人劝，戒酒没有成功。究其因，有朋友说：戒烟是个体行为，而戒酒属于群体行为。正如有诗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戒烟是个体行为，可以“独善其身”，只要自身意志坚定，一般都会成功；而戒酒是群体行为，受到他人的制约和影响。心理学有一条从众心理，说的是群体在做同一件事时，个体容易丧失自我。比如大家一起去做一件冒险的事，你就不容易害怕；大家共同做一件坏事，你就不会感到那么坏。只有每个人都“独善其身”，才能“兼济天下”。生态环境问题也一样。只有政府保护环境生态的积极性，而没有每个公民的积极性，保护自然生态是非常困难的。因此，要加强教育，让每个公民都在生态上“独善其身”，尽而“兼济天下”。

这些年是我国经济发展最快、人民生活改善最快的时期，同时是生态环境破坏、生态平衡遭受重创最严重的时期，也是人们思想意识、社会关系、利益格局发生变化最大的时期。整体而言，这些年，打破了思想僵化，解放了思想，人们认识问题的能力和水平有了提高，但信仰危机和信仰缺乏问题、人与人、人与社会团体之间的关系都发生了改变，有些向好的方向转化，但有些方面严重恶化了人文环境。从纪检监察的角度来讲，有几个方面是影响人文环境的关键。

一是请客送礼成了普遍。这些年，随着人们生活条件的改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越来越失去友谊、情份的味道，越来越充满金钱气息。在婚丧嫁娶这些人生大事中，请客送礼互相表达情意可以理解。但现在已扩大到搬新家、孩子上学，有些甚至小学毕业也请客，孩子过满月也请客。请客的范围越来越大，不仅亲戚朋友，同事和认识的人都请，有些纯粹为了借机收敛钱财，大操大办，谋取利益，搞得人人反感，但又没法拒绝，也让我们不得不出台文件限制，真让人哭笑不得。

二是吃拿卡要问题严重。我们在座的大部分同志没有到机关办事的经历，因此对一些单位吃拿卡要感受不够深刻。而那些外来务工者、投资创业者和谋求发展者，遇到的待遇就不那样轻松。一些单位衙门作风严重，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问题比较突出，基本的手段就是靠推、拖、卡、磨、骗等对付办事人员，磨得你不给好处都由不得你；一些单位本位主义严重，配合意识、合作意识非常差，不能从全局和大局出发，片面强调自身的要求，使一些本能够办成的事最后泡汤；一些单位利益至上，追求小团体利益的积极性高，争权夺利水平高，干工作、搞服务的意识淡、水平差。因为强调部门利益，忽视和不顾大局利益的问题时有发生，影响张掖的投资创业环境。

三是以权谋私问题屡有发生。这些年，我们接到许多群众来信，反映一些单位的领导以权谋私、吃喝玩乐的问题。突出的问题是公车变私车。不仅自己随时随地用，上班下班用，而且是亲戚朋友用，有些甚至接送孩子上学放学，甚至接送小姐陪喝陪舞；公款变私款。一些单位、一些领导打着争取项目的幌子、打着疏通关系的旗子行谋私之实，公款大吃大喝，公款送礼请客，真正用在跑项目、争取资金，有时情有可原，有些纯粹是朋友之间互相宴请，部门之间互相吃喝，有些中饱私囊，然后从各种渠道拿假发票顶账，自以为天衣无缝，但实际是总会露出尾巴的；人财物“一支笔”，一个人说了算。有些单位领导，大事小事一人管，大事小事说了算，眼中没有组织，没有集体，更没有班子成员。我们发现，许多班子成员关系紧张、矛盾突出，并非因为决策重大问题意见不一致，而恰恰是因为一些如坐车、采购资产等方面的小问题。由于一些人在这些问题上概不放过，自己说了算，背着人干，因而矛盾产生。

四是贪污受贿问题时有发生。这些年，人们心态发生了变化。尽管从中央到地方查处腐败的力度逐年加大，但有些人的胆子也逐年增大，胃口也逐年增大，有些地方有前赴后继的现象发生；有些看似清水衙门的地方，还会出现巨贪，让人有种“人不可貌相”的感觉。目前在房地产开发过程中，在集中采购过程中，在土地评估和转让的环节中，在资源开发中，都还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群众有反映、有看法，有些成为影响人文环境的罪魁祸首。

自然生态的破坏给人类生存带来挑战和困难，人文生态的破坏给社会进步和文明带来消极影响和后患。“两个生态”、两个文明决定一个地区的环境，决定一个地区的发展，更决定一个地区的文明和进步。对在座的每个人，既是实践者，也是受害者，更是受益者。但愿我们都能认真正视和面对。

“两个生态”恶化问题，已是摆在党委、政府，摆在每个人面前的客观问题、现实问题，谁也无法回避，只能正视。只有深刻认识和分析“两个生态”恶化的基本成因，下决心从源头、从基础做起，从你和我、从现在做起，重视和改善“两个生态”，才能科学判断问题，科学判断形势，积极而扎实地搞好“两个生态”建设，推进经济社会文明和进步。

观念问题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对自然和社会发展过程的认识，是人类顺应自然、顺应社会，按客观规律办事的前提。总体而言，我们对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发展规律的认识比较滞后，导致许多违背和破坏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事件发生，也导致了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环境的恶化。总体表现为：

一是保护观念滞后。从古至今，我们占有的意识、开发的思想占据主导地位，保护的意识、保护的观念严重滞后，特别在保护自然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保护自然物种、保护文化遗产和保护文化多样性方面犯了许多无法挽回的错误，丢失了许多宝贵的东西。就拿湿地保护而言，我国湿地保护研究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但至90年代才完成全国湿地调查。此时，全国一半以上湿地已遭到严重破坏，面积锐减，功能下降。我国于1992年才加入《国际湿地公约》，这些年陆续建立了一些保护区，但湿地保护仍没有引起全社会、全体公民的高度重视。张掖湿地这些年的遭遇，充分说明了湿地保护的脆弱和无奈。再比如，文化遗产的保护方面。古人为我们留下了许多治国、齐家、平天下的规矩和典范。但这些年，继承和传承的不多，保护也不十分有力。儒家文化在中国，但传承和发扬最好的是韩国，怪不得韩国人要把孔子说成是韩国人，把端阳节等节日定为韩国节日，因为中国人不珍惜、不保护。这些年，我们一律以最积极、最合作的态度向世界看齐，极其轻松地放弃自己一切特点。在中国的大城市，最热闹的节日是圣诞节，虽然许多人根本不知道圣诞节是怎么回事；无数具有历史意义和文化意义的建筑被无声无息地废弃和拆毁；世界上最为浩瀚的古代典籍文物沉睡在图书馆，似乎人们在有意回避；那些祖上留下来的破鞋子、烂袜子，不登大雅之堂。中国宋代提出的“八德”，即：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至今在韩国被奉为圣典。而在我们身边，已经很少有人提倡这些了。因此，我们的人文生态好象没有了根基和土壤的草坪，没有了生机和活力。在利和义上，见利忘义；在利和信上，取利弃信。不顾廉耻、不择手段地争取利益和权利的问题，已成为影响社会进步的致命问题。

二是平等观念滞后。平等观念对自然、对社会都是非常有益的，但我们有这样的意识、有这样的认识已经非常晚。由此带来的恶果，需要几代人来消化。在自然生态上，我们没有同自然确立平等的关系。人类和自然的关系上，一度是人类敬畏自然、神化自然、崇拜自然，以一种仰天、颂天的观念看待自然，人类顺从自然，其生活被强有力的自然而支配。但随着人类智慧的增进，对自然了解逐步加深，再也不愿意受自然的支配。人类驾驭自然之上，支配、利用和控制自然的野心增加，对自然的破坏和掠夺加剧，人类从自然中掠取资源，破坏森林、草原、湿地，开垦草原、土地，没有很好地同自然建立互相依存、相互平等、相互和谐的关系。但自然永远是最具智慧的，人类似乎只是伤害了自然界本身，而这种伤害又通过自然界对人类的反作用回馈到人类身上，使人类自食恶果。这些年发生的自然灾害，不断恶化的自然条件，己对人类造成严重威胁。在人文生态上，我们没有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目前，我们身边最复杂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最难处理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出问题最多的也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现在许多人表里不一，没有原则，对自己的亲戚朋友是一个态度、一种对待，对别人、对不认识的人是另一个态度、另一种对待，形成了许多潜规则。一些人不坚持原则，不按规定办事，有了好处乱办事，没有好处不办事，想方设法进行“权力变现”；还有一些人恶性竞争、不择手段，为了达到目的，为了获取利益，什么手段都敢用，什么法子都能想；有些人表面上谦恭顺从，骨子里勾心斗角，具有很强的欺骗性；还有一些人缺乏同情心，没有仁慈心。正如鲁迅先生所讲：中国历史上只有两种时代，一种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另一种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许多人没有当家作主的感觉，把一切看作别人的私产，所以没有必要替别人珍惜什么，只要是同“公”字沾边的东西，不吃白不吃，不拿白不拿，不破坏、不糟蹋心里就不踏实。

三是维权观念滞后。可以说，我们对维权的概念这些年才有一些初步了解，维权行为还任重道远。但必须明确的是，自然界物种有相同的权利，人对自然的侵犯行为应该得到纠正。在社会发展中，每个人也都有自身的权益，这种权益应该得到尊重和保护。腐败行为就是对别人权益和社会公共权益的侵害，应该得到纠正。因此，讲求生态道德，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价值观；讲求社会公德，树立人与人和谐发展的世界观，是搞好维权的基本目标。

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是以利益为纽带连接起来的，自然和人类社会互为利益关系，其内部也都存在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利益或利害关系。利益关系和利害关系协调则互相平衡、互相和谐；否则，就打破平衡，走向恶化。目前，从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中都存在利益失衡、利害失调的问题，加速了“两个生态”的恶化。

一是工农利益失衡较大。大家知道，农业属第一产业，主要靠农耕和畜牧业取得收益，获得生活资料。工业属第二产业，靠加工农产品和矿产资源取得收益。但工业和农业生产效率差别较大，比较效益也差别很大，我们国家目前大部分群众生活在农村，主要靠农耕和畜牧业生产生活，本身的效益比较低，属于弱质产业。农村集中了全国80%的人口，日益增大的人口和日益减少的耕地的矛盾，人们追求美好生活同生产环境的矛盾，造成过度开垦土地，过度放牧草原，过度使用化肥和农药，使得土地沙化、草场退化、污染严重，农村己失去大部分健康的土地，生产能力严重下降。与此同时，工业化的推进，一方面占用了大量的耕地，使得农业生产能力持续下降；另一方面，大量开挖矿产资源，造成生态环境破坏，农业和农村污染严重。工业和农业的利益失衡，导致人们对工业化的片面追求，从而造成生态的不断恶化。

二是城乡利益失衡严重。我国城乡收入差别逐年扩大，己成为世界上差距较大的国家之一。社会矛盾日益突出，主要是城市化水平加快，国家大量资源靠市场配置到了城市，城市的教育资源富集，城市的卫生医疗条件优越，城市的交通全面改善，城市的住房飞速发展，城市的公共设施日趋完善，城市的就业和创业条件改善。因此，城市成为改革开放最大的受益者。但相对农村而言，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划分了土地经营年限，调动了农民一家一户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但受土地资源、农村生产条件的制约，这种能量非常有限，这些年全部释放完以后，又回到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简单再生产；大部分没有技能、没有训练的农民拥入城市，成为城市不堪承受的重负。一方面，土地过度开垦已经严重破坏了农村生态环境；另一方面，大量拥入城市的农民刺激了城市的快速发展，城市的污水处理、垃圾处理严重滞后，城市周边污水横流、垃圾乱堆乱放的现象随处可见，加速了城市的污染。

三是行业利益失衡突出。改革开放打破了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分配方式，形成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但这种分配方式中，严重存在利益差别。一些垄断行业、一些资源性行业收入水平过高。而大部分行业收入偏低，尤其是下岗职工，有些只能靠吃低保度日。这种利益之间的矛盾，让不同行业就业的人们心理失衡。因此，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利用各种权力、各种手段谋求利益的问题大量出现，使社会环境、人文环境逐步恶化。

四是个人利益失衡明显。人与人之间是有差距、不平等的。要让每个人的利益都平衡是不现实、也是不可能的。诚实地看待收入差距问题，必须正确理解平等的内涵，正确认识社会应该追求什么样的平等。平等可以区分为结果的平等、起点的平等和程序（也即机会）的平等。在现实生活中，结果的平等只能打击能者和勤者的积极性，导致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和干好干坏一个样，最后走向平等的贫困和贫穷的平等；起点平等在现实生活中也不可能，站在亿万富豪父亲肩上的子女与站在离退休工人父亲肩上的子女拥有不同的起点；只有程序和机会平等是现实的，也是必须的。这种程序的平等意味着任何人进入大学都要平等地经过同样的程序，遵守同样的规则。也就是说，虽是普通工人的子女，他们也拥有与富豪子女平等的机会。而目前，我们个人利益不平衡的主要矛盾，不是集中在结果和起点不平等上，而是集中在机会不平等上。同样是下岗人员，有些通过关系调到事业单位或机关，过上了衣食无忧的生活，而有些生活没有着落；同样是困难户，有些享受到了低保，而有些得不到保障，有些甚至有豪宅、有私家车还吃低保。这些不平衡，影响人的心态和对社会的看法，势必给社会带来负面影响。

制度缺失、制度不完善和制度约束力不强，是造成“两个生态”恶化的关键。长期以来，中国处于人治状态，对制度和法治的建设比较落后。严格意义上讲，我国从新中国成立以后，才有了比较健全的制度、规章和法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才建立和健全了各种法律制度和规章。就在制度和规章不断健全、完善的过程中，“两个生态”都在不断恶化，有些制度规章是因为一些问题已经非常严重，到了非管不行的地步，才慢腾腾地制定出来。如：土地管理制度。土地管理是我国较早出台管理条例并上升为法律的，但没有严格管理开垦荒地问题。这些年，农业税减免以后，新开垦土地面积增加，给生态和水资源造成很大压力；草原管理问题。我们没有严格的草原管理和禁牧限牧措施，牧民无节制地放养牲畜，造成草原沙化、荒漠化。再比如，矿产资源的开发管理问题。开放初期基本无章可循，谁想开挖都可以，只要领导点头就行。这些年，资源破坏已经差不多了，才出台了矿产资源开发探矿权、采矿权公开转让、有偿转让等制定，但大部分取得探矿权后就直接开采资源。无序的矿产资源管理，成就了无数的百万、千万富翁，也腐蚀了一批掌权的官员，更是给生态、给自然、给国家留下了永远的创伤。再比如，湿地的开发管理。出台管理制度非常晚，以前还鼓励围湖造田，开垦湿地造田。据说，我们东湖小区、金安苑小区和北大街地段大部分办公用房和住宅，都是大量围填湿地和池塘建起来的。在人文环境上，制度滞后的问题也非常严重。去年，省纪委同清华大学腐败与治理研究中心，对我省过去查处的447例案件进行了规律性分析研究，在新制度经济与理论框架下，对重点领域和重点环节的121部法律制度，从可行性、权威性、完善性、实施性和有效性等方面进行了系统评估。评估结果表明：改革开放以来，制度建设有了长足发展，但注重立体性，忽视程序性；注重单体性，忽视广泛性；注重原则性，忽视操作性的问题比较突出。制度执行保障机制不健全，良好的制度环境还没有完全形成。由于制度漏洞、制度弹性，制度约束力不够，给许多领域、许多工作留下漏洞，给了腐败分子可乘之机。这些年发生的大案要案，很多都同制度不完善、执行制度不力有关系。

这些年，我们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学习和采用的都是西方经济学原理。经济学原理无论多复杂，其实都建立在三个基本假定的基础上。一是经济人假定，即人都是自私的，都是理性的利己主义者，要追求利益最大化；二是资源稀缺假定。即资源是有限的，如果资源无限，敞开供应，就没有优化配置的必要；三是私有财产受到保护。如果不保护私产，我的是我的，你的还是我的，就不存在等价交换了。这三个假定是市场理论的基本点，也从经济人的角度反映了现实人的基本属性。由于人的自私，追求利益最大化，追求财富的占有，才推动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因此，贪婪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原动力，贪婪在一定程度内对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是有益的，但如果超过了度，就给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危害，特别对自然资源、自然环境和社会人文环境带来破坏。世上事情并没有对和错，只是度的把握。但是往往在度的把握上，人们不能自知，许多问题发生，都是超过了度。“两个生态”恶化，主要表现是：

其一，表现为过分放纵自私。人不管是自然人还是社会人，不管是社会人还是经济人，都是有私心的，要求每一个人都做到大公无私，是压抑人性，压抑人的正常欲望，压抑人的正常需要的，会带来很多危害。大家都知道，文化大革命中，大搞斗私批修，要求人们不能有好货之心，不能有好名之心，更不能有好色之心，但搞了很多的规定，提了许多口号，也没有真正将私心批臭，将人的欲望清除掉。文革中对人的私心、对欲望是采取了极端措施，实践证明是不合规律、不合人性的。改革开放以后，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对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也因此调动了人的贪婪。一些人过度放纵人性中自私的一面，片面地强调自私在发展中的积极作用，而忽视了自私在社会进步中的消极作用。追求占有、贪大求多成为一些人的人生目标，尤其是想方设法占有稀缺资源，占有财富，占有美色。为了满足贪欲，不惜破坏资源，不怕违反法律，有些不惜兄弟反目、朋友成仇，有些甚至出现家破人亡的悲剧。有一位历史学家对自私人性总结说：“你的，我的。”这两个词，使我们短暂的一生充满了痛苦和难以言表的罪恶。

其二，表现为追求超额利润。“两个生态”的恶化是追求超额利润的结果。俗话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从自然生态的角度来讲，鸟为争食而亡，但为食而亡的鸟，大都是敢于冒险夺食的鸟；为财而死的人，基本都是铤而走险的人。其实，大自然和人类社会都有自身的规律性，有丛林法则，也有社会法则。从自然界来讲，各种动物和植物、植物内部和动物内部的食物链关系，是互相联系、相互制约的，是基本平衡的。人类属于自然界的一部分，应该尊重规律，尊重自然法则，不能打破这个平衡。但人类为了追求超额利润，为了追求现代生活，大量破坏和掠夺自然资源，给自然造成毁灭性打击，物种灭绝和自然灾害的濒发已经不断警示我们，应该抓紧觉醒。俗话说的好：家有黄金万两,每日也就三餐；家有房屋千间,只睡三尺之床。

对于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也有自身的规律和法则。市场在发育过程中，形成了供求关系，供求以价格为杠杆进行调节，始终形成一定的利润空间。其实，各种行业的利润空间是基本衡定的，不会过高，也不会过低。但人们在经营中，始终想追求利益最大化，追求超额利润，总想得到暴利。应该说，利润在10%-20%是正常经营，利润达到20%-50%，就可以不顾一切去经营，如果利润超过100%，就可以不顾身家性命了。这些年出现的开矿行为、走私行为、贩毒行为，都是追求超额利润的典型行为。

其三，表现为追求额外收益。贪婪的突出表现就是追求额外收益，这是中国人的一个普遍心态。国人好赌，普遍有发横财、取得额外收益的愿望。我去过的赌场不多，有次去美国拉斯维加斯，赌城里看到了不少中国人。据说澳门的赌场，中国人是主体。前几年，越南、朝鲜等周边国家把对外开放的重点放在中国，有的在中国边境地区城市开设赌场，严禁自己人出入赌场，专为中国人提供服务。现在，据说麻将风盛行，节假日赌博的人不在少数。因此，赌徒心理是贪婪的集中表现，这种表现带来的基本特征是：没有权势的人跑赌场。今天扬沙子，明天打麻将，寄希望在赌场中捞好处，获得额外收入；有势无权的人跑商场。这些年，诚实经营的人挣不了多少钱，额外收入都让那些有关系、有势力的人挣走了。回首企业改革，从国有资产中捞到收入的人一大批；利用矿产资源审批权、出让权成为富翁的人一大批；利用房地产开发成为人上人的人一大批，老婆孩子都转到了国外。还有利用国家扶持资金，套取资金致富了一批人。有些人找项目不是办企业，而是做概念，国家扶持什么就上报什么项目，然后通过关系套取政策资金；有权有势的人跑官场。互相结成利益集团，互相关照，互相支持，共同发财。这些年，一些领域非常吃香，一些小处长非常牛气，只因是手中有权、手中有钱，权变钱、钱变权的问题不容忽视。林业部门的同志跑部进厅的很多，现在哪个环节都存在一些问题，不是他卡你的问题，而是你请不到他；不是他要的问题，而是你送不进去的问题。

我是一个“基因决定论”和“文化决定论”者，我相信人类的智力和植物的品质，很大程度是由遗传因素所决定，相信命运很大程度是受文化传统所左右。我认为，中国自然生态环境的恶化，是因为我国长期实行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由于人口多、耕地面积有限，这种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是以家庭血缘为单位，以小规模、小生产为方式，以相对封闭为条件。因此，形成的思维模式是封闭、自私和贪婪的，表现形式是对土地的占有和开垦。随着人口的增长，这种开垦和增长日复一日，没有分工的概念，没有流动的概念，甚至没有交换的概念。由于受这种经济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影响，千百年来，我们没有让农民离开土地的概念，想方设法把农民固定在土地上。过去，严格户口划分和流动管制，严格限制农民离开土地，也没有在农业内部进行分工的概念。一家一户小面积的生产，生产效率很低，这种经济和社会结构，把大量人口固定在土地上，靠无序开发土地为主，从而造成生态环境和自然环境恶化。

我国是一个文化大国，有灿烂的民族文化，特别是儒、佛、道和诸子百家有许多优秀的文化成果，但长年以儒文化治国、治家。这种文化的核心是仁爱，讲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父亲对儿子的爱和儿子对父亲的孝是天经地义、不可违背的。但仁爱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爱是有区别的，是有亲疏远近的，对自己亲人爱是正常的，为自己的亲人谋取利益是天经地义的。这种文化，使得中国人特别注重血缘关系，注重亲戚关系，凡事找关系、走路子。正如有些学者而言，多少年来，有一个官始终没有离开过中国的官场，那就是“贪官”。为自己贪污腐败，我们都认为是不道德的；但为了家族或团体的利益而贪污腐败，则往往能够得到大家的同情。贪官污吏的恶行，固然不都是“仁爱”的结果。但是，“仁爱”这棵树上，是有可能结出“贪污腐败”果子的。

改善“两个生态”最基本的是要破除人性的贪婪，理性地对待自然，对待社会。只有从思想上真正清除放纵自私、追求超额利润和期望获得额外收益的观念，才会走向一种有序的、理性的竞争，从而改善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最近看一本《中国人的性格历程》，对中国国民性的问题，有了一些基本认识。关于中国国人国民性，其中写到：“看先秦故事，总觉得那时候的中国人活得豪放刚烈，特别像一个真正的人，便疑心东方文化曾有一种春秋精神，春秋人格。这种人格的特点之一是：自尊、知耻、忘我、利他。这种精神在当代中国人那里已很少见了”。这些年，中国国民性中表现出的是自私、失信等劣根性，也是造成“两个生态”恶化的方面。从严复、梁启超、孙中山到鲁迅，都不约而同地擎起改造国民性的大旗，但没有收到成效。毛泽东从青年时代就认定，只有彻底改造国民性，才能救中国。他说：“国人积弊太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吾国思想与道德，可以伪而不真、虚而不实之两言概括之。五千年流传到今，种根期深，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他提出中国的出路在于，“有大气量人”，“从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毛泽东一生根深蒂固的理念是思想意识决定一切，因此一切建设都应从改造思想入手。他以摧枯拉朽般的宏大气魄掀起了一场摧毁传统文化的社会运动，破四旧，立四新，进行文化大革命，力图彻底清除中国人头脑中盘踞的封建文化，代之以崭新的共产主义情操，使中国人“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变为共产主义新人。虽然文化大革命事与愿违，但对破除贪婪是有一定作用的。今天，我们虽不能用运动的手段破除人性中的贪婪，但可以用教育和文化的手段进行思想改造。其实，人的自然本性并非不能改造，而且人要融合于社会，也不得不对自然本性有所克制、调整、约束和改造。精神分析心理学指出：对于人来说，虽然按照自己的本性生活，当时是最快乐的，但往往会和社会冲突，使自己和别人以后更不快乐。所以，我们必须学会控制，以和外在的现实要求相协调，从而使自己获得更长远的快乐。有过这样的心理学实验，让一些孩子分别独自待在家里，和糖果在一起，并告诉他，你如果坚持二十分钟不吃这些糖果，过会儿还有更多的糖果。实验发现，那些坚持二十分钟的人和坚持不到的人相比，长大后的社会成就也更大，而那些自私和斤斤计较的人永远不受别人的欢迎。因此，从教育和文化入手，改变人的观念和思想，树立生态道德、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是改善“两个生态”的基础工程。

制度、法律、法规是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基本规范。俗话说：制度好，坏人变好人；制度不好，好人变坏人。制度对“两个生态”的好坏起着决定性作用。那么，如何才能有一个好的制度呢？奥地利经济学家哈耶克说：制度设计关键在于假定，从“好人”的假定出发，必定设计出坏制度，导致坏结果；从“坏人”的假定出发，则能设计出好制度，得到好结果。所以经济学里，必须把人假定为“经济人”，把人都看作是自私的。如果没有这样的假定，经济学就无从建立，经济政策也一无用处。因此，在制度建设上，我们要注重三个方面：

第一，要按照“坏人假定”，建立健全制度。制度对改善“两个生态”有着基础性、长期性的作用，但对于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对于制度的约束和执行，不同的文化背景会有不同的看法，会形成不同的制度体系，不同的制度体系形成不同的组织结构和治理结构，同时影响国家的政体和国体。大家知道，我国从汉朝开始，就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中根深蒂固，浸透在人的血液之中。儒家思想以“仁爱”为核心，讲究“三纲五常”，也形成以血缘为中心、以亲情为纽带的治理结构。这种结构的主体是以情感为基础，而不是以制度为基础，因而就形成了以人治而非法治为根本的国家体制。而西方大部分国家，以基督教和天主教文化为主体。像美国这样发达的现代化国家，其本质仍然是宗教国家。美国总统宣誓就职手压圣经，美元上印着“上帝保佑美国”。而基督教的核心是“博爱”，讲求每个人平等，每个人都是上帝的子民，不像中国人那样强调血缘关系，讲求地缘关系、老乡关系。说到底，不太讲关系，而是比较讲规矩，凡事按规章制度办事，这样就形成了以制度为基础、以法治为主体的国家体制。

以“仁爱”文化为基础的国家，在制度设计上，以“好人假定”为基础。就像 《三字经》中所言：“人之初，性本善”，认为每个人都是善良的，人的恶行都是后天学来的，只要加强教育和感化就行了，重点就放在“以德治国”上。这方面，我们祖先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经典和感人的故事，对教化中华民族、推进中华文明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这种教化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中国人的劣根性，许多致命的弱点和习惯，千百年没有改造过来。到目前，我们国家经济有了长足发展，但人的素质仍然比较差。洋装穿在身，但不讲卫生、随地吐痰、不顾别人、大声喧哗、自以为是、以自我为中心、狂妄自大的问题随处可见，很难约束和教化。

以“博爱”文化为基础的国家，是以“坏人假定”为基础的。西方人比较务实，他们认为，人都是自私的，都想吃饱穿暖，都有七情六欲，都希望在不损害别人的前提下，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基督教、天主教教义也差不多。基督教说人有原罪，今世要行善积德，才能回到天堂。不仅基督教讲性恶，中国的法家和佛教也讲性恶，认为人性是自私和恶的，而非仁义道德。需要在今生积德行善，才能回头是岸。以“坏人假定”设计制度，就针对人性恶的一面，严格限制和约束，严格规范人的行为和行动，严格监督和严肃制裁，使社会走向秩序和规范。这方面，香港和新加坡的发展使我们深受启发。现在，国人身上许多的陋习，很多归结为中国人多、人口密度大，所以不排队、没有秩序、不讲卫生、随手乱扔垃圾等等都是客观原因。香港同样是华人，人口密度比内地还要大，但香港在这一百年里，按照法治的方法治理，变得卫生、干净、秩序和文明，其成效比我们五千年的教化要好得多。再比如新加坡，同样是华人为主体的国家，自建国以来，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以传统中国儒家和西方法律制度相结合治理国家，不仅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上坚持、执着、死心踏地，而且在制度和法律建立上，比西方还要严厉和完善，就连古代的鞭刑也保留了下来，成为“以德治国”和“以法治国”的成功典范。因此，在制度的建立和健全上，假定的出发点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必须针对人性善恶，积极建立健全制度和法律法规，保障“两个生态”良性循环。

第二，要按照 “法不禁止就是合法”，严密制度。目前，我们在“两个生态”建设上，制订和出台了许多制度和规章，有些还上升为法律规范，但有落实不好和法不责众的现象。究其原因，与制度和规章、法律体系不完善、不严密有很大关系。从制度和法律规章产生来看，一种是问题成堆，才出台的限制性、禁止性制度规范，有“马后炮”的感觉。有些事已既成事实，纠正难度大；一种是从部门职责和职能出发提出的制度和规章，有很强的局限性和条块性，有同其他法律和规章联系不够的问题。有些甚至有互相矛盾的问题；一种是一些制度和规章体现的是个别利益主体的行为，存在部门利益化、部门利益合法化的问题。因此，严密规范规章制度出台，严格制度规章的综合性、协调性、严密性是制度建设的重中之重。要按照“法不禁止就是合法”的原则，严格制度、规章和法律，减少制度漏洞和弹性，增强制度的刚性约束。

第三，严格程序，保证制度执行。总体而言，我们在制度建设上尽管存在一些问题，但制度越来越多，并日趋完善，针对性、长远性和全面性明显改善。目前，突出的问题是制度落实、法规执行问题较多，许多制度和法律规章落不到实处，有些成了一纸空文。究其原因，是实体性制度和实体性法律法规比较完善，而程序性制度和规范不完善。我们都知道，《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民法》和《民事诉讼法》就是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关系。在执法过程中，不仅要在实体上合法，还要在程序上合法，只有实体合法，而程序不合法也是违法，程序法是确保实体法执行的关键。而目前，我们在实体性制度和规章制度上比较完善，但缺少程序性制度和规章，从而影响了实体性制度和规章的落实。因此，要从完善程序入手，加大程序性制度规章的建立和完善，加大制度执行方面的监督检查，确保制度落到实处，推进“两个生态”建设。

监督是保障各项制度、规章正确执行，是保证各责任主体正确履行职责，提高工作执行力的关键。但是目前，我们最薄弱的环节在监督，最难做的工作在监督，最有可能取得实效的也是监督。西方政治学里，有一个很有名的假定：政治家无赖假定。就是说官员若无监督，必定变成无赖。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此话虽然有些过分，但也不无道理。所以，西方国家搞“三权分立”。因为无论外国人还是中国人，人都是自私的，这种自私的本性反映到政治领域，便是“创租”，会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不正当利益。反映到经济领域，就是最大限度地追求超额利润和额外收益，不顾自然环境是否遭到破坏，不顾子孙后代是否有饭吃。因此，建立起有效的监督机制，让有贪心的人不敢贪、想贪而找不到机会贪，是我们必须面对和认真研究的课题。

一要公开操作，让一切在阳光下运行。没有控制的资源必然遭到破坏，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实践证明，让一切在阳光下运行是加强监督的前提。这些年，“两个生态”出现恶化，主要原因是不公开、不透明，想监督无平台，要监督没有信息，不知道情况。因此，把所有执纪执法部门应该履行的职能职责公开出来，把应该贯彻落实的政策规章公布出来，把各种审批的项目、建设工程公示出来，让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知道你应该干些什么，实际干了什么，从而实现监督信息的公开透明。让每一项政治、经济活动都暴露在阳光下，就能有效加强各种监督，减少和避免各种腐败发生，促进“两个生态”建设。

二要扩大参与，让群众成为监督主体。党和国家这些年不断健全和完善监督主体，监督主体多元化的格局已经形成，但监督合力不足、监督力量不强、监督效果不明显的问题仍很突出。目前，我们有党内纪律监督、人大法律监督、政协民主监督、新闻媒体监督和人民群众社会监督，但这些监督主体各自为政，互不联系，互不配合，形不成整体力量。要改善“两个生态”，根本的措施是让人民群众成为监督主体，政策、法律法规执行情况如何，人民群众说了算；各种工作做得好不好，由群众来评价；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高不高，由群众来衡量；“两个生态”改善的力度怎么样，由群众来打分。同时，要变上级监督下级为下级监督上级，变领导监督群众为群众监督领导，变少数人监督多数人为多数人监督少数人。这样，群众参与的热情才会有，群众监督的腰杆子才会硬，干部才会真正代表群众行使权力，“两个生态”才会逐渐好转。

三要严肃质询，让监督富有成效。让群众有说话的地方，有诉求的地方，有监督的平台，才会让监督富有成效。我们常看电视剧，古代官员有弹劾制度，下级官员可以弹劾同级或上级官员；监察部门的官员可以越级弹劾任何官员。因此，官员在行使权力时，要非常小心。目前，要加大群众监督力度，必须建立健全质询制度。让群众有权提出质询，有权提出调查和解释，从而增强监督实效。这方面，外地已有一些好的探索和做法，我们要积极借鉴，认真试点和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