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蝴蝶标本——前世今生

周斌 文/图

自古以来，蝴蝶都是人们特别喜欢的一种昆虫，我们不仅惊叹于它们繁复美丽的花纹，也沉醉于它们优雅曼妙的舞姿，以至于很多古代绘画、诗句中都有关于蝴蝶的描写，西晋时期，崔豹的《古今注》中就已经出现了对蝴蝶形态的观察与描述：“蛱蝶、一名凤蝶，有大如蝙蝠者，或黑色，或青斑，名为凤子，生江南柑橘园中。”宋代甚至出现了对各类蝴蝶栩栩如生的绘画——《晴春蝶戏图》。

 

（网络图）

现代人们更喜欢把蝴蝶的形状应用到各种装饰、服饰等艺术作品中，可以说蝴蝶就是自然界中美丽优雅的代名词。很多人喜欢蝴蝶，更喜欢研究和收藏蝴蝶，对于这些爱好者或学者来说，收藏蝴蝶标本无疑是一种最直接、最具体也最有科学和艺术价值的方式，蝴蝶收藏者们会互相交流分享他们钟爱的蝴蝶标本，组织展示活动也可以让更多的人近距离欣赏到平时难以见到的各种美丽珍贵的蝴蝶。笔者是一名普通的蝴蝶业余爱好者，自小喜欢这种美丽的昆虫，近些年致力于考察和收集襄阳本土蝴蝶，通过与朋友以及相关专业机构的学者、老师的学习和交流，对蝴蝶的了解也算是初通皮毛了，当然自己也系统地收藏了很多有趣的蝴蝶标本，今天就和读者们闲聊一下关于蝴蝶标本的前世今生。

说起蝴蝶标本的来历，就不得不提为它们幼虫提供食物的——寄主植物。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接触过植物的标本，实际上，我们看到好看的树叶，喜欢把他们夹在书本里作为书签，这就是一种简易的植物标本处理方式。那什么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植物标本呢？

标本一词，表示动物、植物、矿物等实物，经过各种处理，使其可以长久保存，并尽量保持原貌，以提供作为展览、示范、教育、鉴定、考证及其它各种研究之用的样本。标本具有样本代表性、长期储存性、艺术观赏性和科学研究性等特性，满足这些条件都可以认为是标本，植物标本相比于其他生物标本具有制作简单、不易变质、方便储存的优势，因此历史性上，植物标本出现的时间最早，据考证现代意义上的植物标本最早制作于17世纪。随着植物标本制作技术的成熟和人们对未知世界的求知欲，动物类标本也逐渐发展起来。

18世纪，西方现代科技的发展造就了大批博物学家，它们在全世界各地搜罗各种生物，带回国内制成生物标本，此间，大量新物种被发现和命名，蝴蝶标本的收藏就滥觞于此。但是这些博物学家在世界各地的“探索”可谓毁誉参半：一方面西方博物学家们的发现使得世界物种研究取得了空前的发展，为近现代生物学的发展奠定了丰厚的物种标本基础，很多世界著名的自然博物馆就收藏了成千上万各类蝴蝶标本为昆虫学的进度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另一方面，有些博物学家以科学考察为幌子肆意捕杀野生动物以满足一己私欲，要么制成成千上万的标本彰显自己的“丰功伟绩”，要么就是搜集有商业价值的动植物以牟取暴利。

 

日本江户时代草药医学家、日本武士武蔵石寿（Musashi Sekiju）制作于1830年至1844年间的昆虫标本（网络图）

中国最早一批植物模式标本（网络图）

英国“植物猎人”罗伯特·福琼伪装成中国商人在中国境内盗取优良茶树（网络图）

这段时期，中国正处在一个积贫积弱的封建年代，在救亡图存上奋斗的中国人没有太多精力放在收集标本上面，所以很多在我们国家分布的蝴蝶都被外国人率先发现，其中英国、瑞士、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都在中国采集（偷猎）过大量蝴蝶标本，发现数量众多的蝴蝶新种，比如“鬼井绢粉蝶”、“西村绢粉蝶”“上田绢粉蝶”，这些蝴蝶都取着日本名字，但其实都是中国土生土长的蝴蝶，虽说科学是无国界的，但科学家是有国界的，每每念到这些外国名字的时候，笔者心里都不是滋味。

到了二十世纪，一些中国学者逐渐重视物种的研究，出现了研究蝴蝶的专家，蝴蝶先驱们的默默奉献受到无数人的敬仰。一位是中国蝴蝶研究的泰山北斗之一——李传隆教授，李传隆生于1910年，幼年时痴迷蝴蝶，中学期间组织同学捕蝶制作标本，人们戏称他为“蝶痴”，1934年，23岁的他就考入江苏大学南通农学院，正式开始研究蝴蝶，虽然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但仍无法磨灭李传隆的热情，独身一人钻雨林、过草原、闯戈壁，克服了重重危险，拒绝了外国人的金钱诱惑，忍受住十年浩劫的冲击，精心采集珍惜蝴蝶标本近千盒，完成巨著《中国蝶类图谱》后，把他的所有珍藏捐献国家。

 

“蝶痴”李传隆教授和他的蝴蝶标本（网络图）

《中国蝶类图谱》李传隆著（网络图）

另一位中国蝴蝶研究大师就是周尧教授，周尧教授生于1912年，年轻时成绩优异被送往意大利学习昆虫分类学，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周尧说“报国之日短、求学之日长，不杀大虫，杀小虫何用”，他毅然拒绝导师挽留，投笔从戎回国奔赴抗日前线。解放后的文革时期，周尧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但他仍没有放弃昆虫研究，不断著书立说，1974年周尧教授60岁时候仍在亲自采集。1987年，在周尧教授的提议下，中国第一个昆虫博物馆在西北农学院建成，馆藏昆虫标本70余万件。1994年82岁高龄的周尧教授著成《中国蝶类志》是中国昆虫学划时代的巨著，3年后周尧教授又重新修订出版了《中国蝴蝶分类研究》，使中国蝴蝶研究达到更加完善的地步，这两本书使中国蝴蝶命名更加统一，研究更加系统，可以说是我国蝴蝶研究者和爱好者的“圣经”。

正在研究蝴蝶标本的“蝶神”周尧教授（网络图）

1938年投笔从戎的周尧（网络图）

《中国蝶类志》（周尧著）（网络图）

到了二十一世纪，随着信息转播的加快，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喜爱和关注蝴蝶标本，不同爱好者之间会成立团体分享交流他们珍藏的蝴蝶标本，由于国外昆虫研究和收藏起步较早，相关法规和制度也比较成熟，蝴蝶爱好者和学者们会定期举办昆虫交易大会，一些著名的交易大会已经延续了百年，而蝴蝶标本不论何时都占据着会展的“C位”，当然，这些标本的交换和交易都是在合法框架下进行的。

俄罗斯昆虫交易会现场（网络图）

著名的德国法兰克福昆虫大会（网络图）

法兰克福昆虫大会上的灰蝶标本（网络图）

然而由于政策、历史等多方面原因，国内的昆虫标本交易和流通仍难登大雅之堂，也难以被大多数人接受，事实上这些蝴蝶标本的交流成果可以为蝴蝶研究者所用，研究者和爱好者之间打成一片、互帮互助，不仅壮大了爱好者的队伍，蝴蝶研究也得到极大地促进。而一些创业者也从中嗅到商机，蝴蝶养殖业也悄然兴起，有养殖条件的贫困地区也依靠蝴蝶养殖业增收，带动了地方经济。

规模化养殖的蝶蛹（网络图）

蝴蝶大规模养殖基地（网络图）

而传统的蝴蝶标本也在迅速更新换代，出现了树脂标本、生活标本甚至蝶翅画等工艺品，蝴蝶标本制作技术也广为传播，人们更加追求精致、完美、艺术化的蝴蝶标本。

 

武汉谌安明蝴蝶博物馆的蝴蝶标本墙和蝶翅画

网友“折翼”的手绘“金斑喙凤蝶”

艺术家Christopher Marley的蝴蝶标本艺术作品（网络图）

纸质“昆虫标本”（网络图）

更重要的是，蝴蝶标本的制作和保存技术也得到空前提高，不论个人收藏家还是科研机构都具备了妥善保存蝴蝶标本的技术，一些专业博物馆甚至将蝴蝶标本档案化保存，这些蝴蝶“档案”在严格的保护措施下可以存放百年以上，有了科学的蝴蝶标本保存基础，蝴蝶的分类研究也顺利进入了DNA时代，得益于DNA的分子研究，很多有争议的物种终于盖棺定论，更多新物种得以发现……

佛罗里达自然历史博物馆麦圭尔鳞翅目与生物多样性中心馆藏的蝴蝶标本（网络图）

 

长江大学的天牛模式标本

而随着更多人才力量投入到蝴蝶的收藏和研究中来，我国昆虫研究也在不断进步，2017年武春生和徐堉峰两位教授联合编著的《中国蝴蝶图鉴》面世，它以中国境内（涵盖中国台湾地区、香港地区）的蝴蝶分布为内容，对蝴蝶特征描述、生态习性、分布及种数记载等进行了专业梳理、分类及编排。该书集辞典、科普、艺术图书之大成，不仅是中国蝴蝶学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更反映出中国为人类自然与生态保护做出的重要贡献，为研究、探索、保护蝴蝶提供了翔实的资料。该书的出版，必将为中国蝴蝶的研究与收藏、蝴蝶知识的普及与欣赏、蝴蝶资源的保护与利用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中国蝴蝶图鉴》武春生、徐堉峰著 （网络图）

 

在蝴蝶标本制作技术方面，也可谓百家争鸣，在过去传统的针插法的基础上，陆续出现了生态标本、生活史标本等等，制作工具也不断推陈出新，但对于喜欢蝴蝶的普通人来说，制作一个美观的蝴蝶标本仍是一件难事，在下一期的《闲话蝴蝶标本》里，笔者将会分享蝴蝶标本的基本制作方法，全程干货，敬请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