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大熊猫野外个体数量增长到1596只,人工繁育个体数量超过200只;朱鹮从1981年发现时的7只发展到目前的1400只;扬子鳄从200多条发展到1万多条;红豆杉栽培面积达到近5000公顷……这些成就的取得,与自然保护区建设的快速推进是分不开的。
在第23届国际保护生物学大会开幕式上,国家林业局局长贾治邦说,到2008年底,中国林业系统自然保护区数量达2006处,面积1.23亿公顷,占国土面积的12.78%,使300多种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和130多种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主要种群及其栖息地得到良好保护,有效保护了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85%的野生动物种群和65%的高等植物群落。
而来自会议的另一组数据表明,包括林业系统的自然保护区在内,中国共有各类自然保护区2538处,面积1.49亿公顷,占国土陆地面积比例15.1%,包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303处。
“今天,中国自然保护区数量和面积都增加了许多倍,自然保护区面积与国土面积的比例已经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国家林业局保护司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处长李忠说。
寻找生态与经济的平衡点
陈佑平是四川王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令他自豪的是,经过几年的探索,建立于1965年的王朗自然保护区,在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间找到了较好的平衡点。
成立之初的几十年里,王朗保护区的主要保护工作就是看山护林,由于没有明显的经济效益,保护区的工作很难得到当地民众的支持。从1997年以后,保护区开始引进并建设生态系统监测体系,对于区域内大熊猫等生物种群的状况、土壤、栖息地等进行系统观测研究,吸引了众多科研院所以此为基地进行研究保护。保护区还结合当地独有的白马藏族民族风情,开展生态旅游,增加观鸟、观花等项目。
陈佑平说:“现在,当地的民众,对保护区的工作非常支持,碰到偷猎等不法行为还会主动举报,民众与保护区在根本利益上达到一致,相处得十分融洽。”
李忠分析说,生态保护成效跟经济发展程度紧密相关。除了少数几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外,中国绝大部分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尚未列入中央财政预算,更多需要依靠地方财政。在一些不发达地区,仍存在地方财政无力支持保护区的情况,投入的长期匮乏,使得部分保护区缺乏建设管理基本资金来源,生存日益艰难。此外,由于被划为保护区后,当地政府不仅要承担起养护费用,一些经济活动还受到限制而得不到补偿,甚至出现了少数地方政府倾向于不报建自然保护区。
针对此状况,李忠建议,应积极推进立法进程,为自然保护区全部纳入国家财政预算提供法律依据,同时,要理顺管理体制,并按照中央和地方事权划分的原则管理自然保护区。此外,应通过帮助区内居民改变不合理的生产生活方式,在保护区内科学、合理地发展生态旅游等形式,实现自然保护区的发展与群众生活改善的双赢。
尝试多种形式的生态补偿
“从2004年起,国家实施了国家重点生态公益林建设补助政策,按每亩5元的标准,对已确定的6.99亿亩国家重点公益林予以补偿,其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森林是重点补偿范围之一。该措施的实施,有助于协调处理好生态保护与群众收入间的关系。”李忠说。
据李忠介绍,近年来,随着现代林业建设的开展和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实施,一些地方结合国家重点生态公益林建设,开展了自然保护区内集体林长期租赁的尝试。在浙江省开化县境内的古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政府通过国家、地方公益林补助资金和地方财政资金配套对村民做出资金补偿,将保护区内的集体山林租赁给保护区。村民享有统管山林的收益权,对统管山林大、收益较多的村(组),除兴办公益事业和必要的开支外,每年的集体林木收入直接用于农户分配的比例原则上不少于40%,以体现村民共有。
此外,在中国,一些非政府组织也在积极尝试通过市场手段,推进自然保护区的发展。比如“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由“中欧生物多样性项目”和“保护国际”提供资金支持,在青海湖周边区域内开展了4个协议保护项目。他们通过与牧民的协商认可,把草场围栏上的刺丝拆除,并把围栏高度降低,这样生活在当地的普氏原羚跳过围栏时就轻松许多。同时社区参与针对普氏原羚的监测巡护活动,而牧民们则根据协议得到一定的经济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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