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全球生物多样性变化格局是评估人为活动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确定损失较为严重的热点地区以及评价保护有效性的基础。然而，由于现有的生物多样性数据所涵盖的空间范围和分辨率上的不足，目前对全球生物多样性变化的研究仅限于在粗分辨率上对一些数据丰富的国家或保护区。

在全球范围内，湿地覆盖了超过12.8亿公顷的沿海、内陆和人造栖息地。尽管有着较高的生物多样性和生产力水平，但湿地的退化和损失却比其他任何生态系统都要高。水鸟作为湿地生态系统中一类重要的物种，有着较长时间和较大范围的系统监测历史。因此，作者以全球湿地水鸟的丰富度数据作为评价载体来评估全球湿地生态系统中生物多样性的变化格局，数据的覆盖范围如图1所示。

图1 25769个全球湿地水鸟观测点分布图。黄色为非洲-欧亚水鸟普查数据（African-Eurasian Waterbird Census）、粉色为亚洲水鸟普查数据（Asian Waterbird Census）、绿色为新热带水鸟普查数据（Neotropical Waterbird Census）、青色为圣诞节鸟类调查数据（Christmas Bird Count）。

全球湿地水鸟丰富度变化格局及其驱动因素

作者利用全球25,769个调查地点在过去30年间的461种水鸟的丰富度数据，空间分辨率为1°×1°，计算了全球水鸟在3个不同层次上的丰富度，即每个网格中所有水鸟丰度变化均值（群落水平），所有网格中每一种水鸟丰度变化的均值（物种水平）以及每个网格中每一种水鸟的丰度变化值（种群水平）。并选取了人为影响（地表水的变化、经济和人口的增长、农业扩张和气候变化）、保护措施和有效性（受保护的区域范围和国家治理水平）以及物种生物学特性（物种分布范围大小、迁徙状态和体型大小）作为水鸟丰富度变化的解释变量。其中，作者利用全球治理指标（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来衡量国家治理水平，即话语权和责任、政治稳定性和不存在暴力/恐怖主义、政府效率、监管质量、法制、腐败控制。

研究结果发现，国家治理水平对群落水平和种群水平的水鸟丰度变化格局的解释力最强，即治理水平高的国家物种丰富度呈现上升趋势，如欧洲和北美的国家；治理水平低的国家水鸟丰富度呈现下降趋势，如西亚、中亚和南美的国家。并且治理水平与保护区覆盖度对物种丰富度的影响也是相关联的，即只有在具有较高治理水平的国家，高覆盖率的保护区域才能够增加水鸟的丰富度。此外，群落水平的水鸟丰富度还与地表水的损失率有关。在物种水平上，除国家治理水平和保护区覆盖率外，水鸟丰富度还与GDP增长率和物种体型大小有关，即GDP增速越快，体型越小，物种丰富度的下降趋势越明显。

国家治理水平的提升对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意义

研究结果强调了国家治理水平对解释全球湿地水鸟丰富度变化格局的重要性。无效治理会使森林砍伐和农业扩张肆意横行，导致物种数量急剧下降。无效治理往往与缺乏对环境保护的积极态度、环境立法的执行力度差以及环保投资水平低有关。例如，亚洲西部和中亚在过去的30年里由于不可持续的水资源管理和大坝建设造成了永久性的水资源损失；伊朗的一些在保护区内的湿地都已经干涸；南美洲、阿根廷中部的湿地由于缺乏法律保护，也没有相关的用水规定，许多湿地已经消失。

执行力度低的狩猎法规也属于一种无效治理，而且政治的不稳定也会削弱狩猎法规的执行力度，导致了很多甚至是在保护区内的非法杀戮。例如在伊朗和南美洲，许多水鸟都面临着严峻的捕猎压力，目前湿地损失和捕猎压力是大多数湿地水鸟受到的主要威胁。研究结果在全球范围内为“有效治理提高自然保护效率”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而且该研究所发现的这些水鸟丰富度急剧下降的区域，也是值得大家关注的湿地面积减小、生态系统功能退化，生态效益下降，急需提高治理水平的全球热点地区。

这篇文章利用全球水鸟普查数据分析了湿地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的变化格局及其驱动因素。研究发现国家治理水平对水鸟丰富度变化趋势的重要决定作用以及与保护区覆盖度的相互关系，并暗示了国家治理水平的提升可以有效提高自然保护的效率。

尤其是对于一些发展中国家，例如中国，自然保护区的覆盖率虽然并不低，但与发达国家相比，由于治理水平不高，保护效率仍然很难得到提升。特别是城市中或者城市周边的湿地生态系统，由于受到的人为干扰频率高、强度大，如何提高治理水平面临更大的挑战。因此，在以后的城市自然保护研究和实践中，除保护区边界的规划外，还应关注制度体系、监管体系和环保教育等软环境，将提高治理水平作为一个提升自然保护效率的关键举措，并给予相应的管理规划和资金投入以及建立评价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