汗水在背上流淌，带刺的灌木划伤了胳膊，我们再次跟丢了目标：我和同事跟踪了近5个小时后，野生黑猩猩发出的各种叫声突然消失了。通常，这些叫声是我们在乌干达基巴莱森林内追踪野生动物的最好线索。3只雄猩猩突然安静下来，说明有事发生。果然，当我们走近一块空地时，发现黑猩猩们正站在一棵茂盛的无花果树下，抬头盯着树梢上一群正在“吃喝玩乐”的红疣猴。

    猴子们在尽情地享用早餐，根本无视树下的“敌人”。经过短时间“协商”，黑猩猩们开始分头行动。为首的黑猩猩蹑手蹑脚地靠近无花果树，它的同伴则悄悄爬上了相邻的一棵树。突然，为首的黑猩猩尖叫着跳到树上，猴子们惊慌失措地逃避攻击，无花果树的树叶纷纷掉落。这只黑猩猩明显算好了进攻时机：虽然它没能亲自抓到猴子，但它的同伴抓住了一只幼猴，拖到地上准备和同伴一起分享战果。

    黑猩猩们津津有味地吃着猴肉及内脏。眼前的场景让我想到，这为微生物的跨物种传播提供了所有便利条件，简直就像给太空旅行者配备了空间翘曲发动机（《星际迷航》中虚构的一种超空间发动机），让他们直接从一个星系“跳”到了另一个星系。猴子体内几乎所有的病原体都能在最理想的情况下，进入一类新的宿主体内：黑猩猩掏出并吃掉新鲜的猴内脏，它们的双手沾满鲜血、唾液和粪便；幼猴的血液及其他体液溅到它们的眼睛和鼻子里，这些物质都可能携带着病原体，黑猩猩身上的伤口成为机体首道防线的漏洞，病原体可能直接进入血液系统。事实上，我们和其他研究小组已经发现，人和黑猩猩等动物的猎食行为，的确架设了一座桥梁，让病毒从被捕食者传播至捕食者。HIV延续了人类数千年来的做法：捕杀当地动物。就像在每年的猎鹿季节，我在美国新泽西州的朋友会在自己的农场猎鹿，筹备一年一度的鹿肉宴。两者唯一的差别也许在于，中非猎人要靠捕杀这些动物才能解决自己和家族的生存问题，而且相对于和人类亲缘关系较远的鹿，灵长类动物更有可能把动物病毒和其他病原体传播给猎人。

    说服村民参与我们的研究项目并不容易。很多村民担心，我们会和他们抢夺猎物。直到获得他们的信任后，我们才开始收集数据。与村民合作非常关键：除了要采集他们的血液样本，调查他们的健康状况和狩猎活动，我们还得采集猎物的血液样本。我们向村民分发了一些滤纸，请他们帮助我们收集野生动物的血液样本。

    我们分析猎人和猎物的血液时发现，一些病毒以前从未在人类体内出现过。2004年，我们在《柳叶刀》（Lancet）上发表了一篇论文，首次报道了一种叫做猴泡沫病毒（simian foamy virus，SFV）的病原体，它和HIV都是反转录病毒。长尾猴、山魈和大猩猩等大多数灵长类动物都携带SFV，而且在上述3种动物体内，SFV都是在遗传上有独特之处的变异体。我们发现，这3种变异株都已进入狩猎者体内。一位捕杀过大猩猩的45岁猎人已确诊感染了大猩猩SFV病毒——现在的猎人已经很少因为生计而去捕杀大猩猩了。

    在同一群中非居民里，我们还发现了一系列名为人类T淋巴细胞病毒（human T lymphotropic viruse，HTLV，猴子体内的类似病毒则缩写为STLV）的反转录病毒——顾名思义，这种病毒倾向于感染T淋巴细胞。全球已有数百万人感染了HTLV-1和HTLV-2。在一些感染者中，这两种病毒还可能诱发癌症和神经系统疾病。2005年，我们曾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发表文章，报道了 HTLV-3和HTLV-4，但在科学界，与这两种病毒相关的研究还很少。

    由于HTLV-3和猴子体内的STLV-3在遗传上高度相似，我们推测，STLV-3最初是在人类的狩猎过程中，通过被感染的猴子传播给人类，后来转变成了HTLV-3。

=>经常接触野生动物的人，很可能成为动物病毒的首批受害者，继而将病毒传播给他人，引发一场新的全球流行疾病。

    HTLV-4的来源仍不清楚，但只要继续研究猴子体内的病毒，我们也许就能发现这种病毒的“祖先”。我们还不清楚的是，SFV或新型HTLV是否会致病。病毒不一定会使宿主患病——有些病毒的确会致病，甚至会在人群中传播，但不一定会导致大范围流行性疾病，它们往往会自动消失。但与SFV、HTLV属于同一家族的HIV，却已在全球引发流行性疾病，因此流行病学家必须密切关注这个家族的所有成员。

   我和同事提出了病原体从动物向人类传播的5个阶段：第一阶段，病原体只在动物的体内存在；第二阶段，病原体从某个动物传播给某个人；第三阶段，病原体从动物群传向人群，但也可能在短时间内，在人与人之间传播，最后消亡；到第四个阶段，病原体能在人群中引发长时间疫情；在最后一个阶段，病原体已经变异，成为人类独有的病原体，不再以动物为宿主。在最后两个阶段，病原体可能夺走很多人的生命。

预测下一场流行病

               

    如果30年前我们就开始监控狩猎者，也许能在艾滋病流行之前及时锁定HIV这个致病原——但关键时间段已经过去了。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才能阻止下一个致命病毒的肆虐？我和同事认为，一旦能有效研究偏远地区人群的健康问题，我们就能扩大研究范围，监控动物病毒向人类传播的方式。如果能建立全球监控机制，我们也许能在下一场新型传染病暴发前，看出端倪。

    幸运的是，通过与Google.org和史科尔基金会（Skoll Foundation）的合作，我们成立了全球病毒预测行动组织（Global Viral Forecasting Initiative，GVFI），全世界的流行病学家、公共卫生工作者和保护生物学家将一起合作，查明病原体的来源，监测病原体是否会从动物传向人类，会不会向其他地区扩散。GVFI的关注点不会局限于病毒或某种特殊疾病，而将监控会在人畜间跨物种传播的所有病毒、细菌和寄生虫。

    虽然工作才刚刚展开，目前GVFI已有100多名科学家在追踪调查喀麦隆、中国、刚果、老挝、马达加斯加、马来西亚等国传染病多发区域的特定人群或动物。除了狩猎者外，我们还排查了其他感染野生动物疾病的高风险人群，比如在亚洲菜市场出售鲜活动物的人群。

    在狩猎者体内寻找新的微生物只是追踪新型病原体的第一步。接下来，我们得确定这种微生物是否会致病，会不会在人类之间传播，是否已渗入中心城区。城市人口密度很高，更是促进了病原体的蔓延。如果我们发现病原体在某个城市出现，而该城市又与病原体的发源地相距很远，这就尤其值得我们注意，因为这是新一场流行病的前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