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思明

（为学习领会、贯彻落实《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区地体系的指导意见》编发）

自然保护区所在地广大人民群众、土地承包经营者、农林企事业单位和县、乡政 府，既是当地自然生态的长期守护者，又是现代自然保护区得以建立的关键支持者，对保护的贡献最大，因为没有历史上的保护，就没有今天的自然背景，没有人提供土地、山 场、水面就无法建立自然保护区。他们从国家保护大局出发，按自然对象物地理分布和具体自然保护区规划设计，提供林地、草地、湿地、养殖水体、河口海岸及插花分布耕地、园地、村庄的资源环境保护管理权，或划拨、转让土地使用权，使一批批代表自然保护价值高度并具相对生态完整性的自然保护区得以顺利建立，有的整个乡镇、林场、 农场、渔场甚至大半个县域都一并划为保护区，有的农民、林农、渔民已经承包经营的山场、草场、养殖水域和自留地等，也根据保护需要或地形使然连带划入了保护区，有的还自建自管保护区、保护小区等，表现了极大的热情。尽管自然保护区对现实发展确有影响，一些资源利用受到刚性制约，但是他们对保护区事业充满了爱心和责任心，在机制 不完善、政策不到位的情况下，从自然生态利益出发给予保护区大力支持帮助，直接或间接承担了许多保护成本。

如为了落实保护，所在地政府、企业不但放弃了一些资源的开发利用和发展项目，还配套人力、财力实施具体管护。很多地方农牧民原本就生产条件差，生活不富裕，建立自然保护区后禁止和限制资源开发利用，放弃一些传统生产项目或有潜力的待开发资源，也就影响到他们的生产生活，有些保护区社区群众生活水平因此下降了。划进保护区的属于他们自己经营管理的土地，利用不自由了，甚至不能随便出入了，人工林木不能砍伐收益，一些人家翻修房屋、做家具也要到区外购买木材。有的眼睁睁看着野生动物损毁庄稼、家畜、家园，甚至人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伤害，得到的赔偿很少或 者没有。有的因为不断恢复的自然植被侵入和茂盛的树木遮阴，农田已无法耕种而逐渐荒芜，靠外出打工养家等。但是，他们仍能以理性态度看待这些问题，继续支持保护的热情不减，就像有群众在检举某自然保护区管理当局违规开发、管理不善的来信中所说的：“在我的家乡设立丹顶鹤保护区，既是我的骄傲，同时也赋予了我——一个当地农民不可推脱的保护丹顶鹤、保护滩涂湿地环境的责任和义务。”这是多么令人感动的美好心声的自然流露啊！

在云南高黎贡山自然保护区百花岭地区，通过有关项目的资助、推动，百花岭村民 于1995年成立了被誉为中国第一个农民环保组织的 “高黎贡山农民生物多样性保护协会”，10多年来会员由40人发展到100多人，推动全村向着建立和谐社会、可持续利用资源的方向迈进，成为维护自然生态利益、办好保护区事业的重要力量。受其影响，高黎贡山保护区及周边社区先后成立了28个森林保护与社区发展及白眉长臂猿等独具特色的区社共管委员会，对保护区管理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产生了积极和深远的影响。

在广西防城港市鲤鱼江村，村民许新邦一家几代50多年如一日，保护当地万鹤山一带的鹭鸟及其觅食滩涂、水域和红树林，靠节衣缩食筹钱购买树苗用于恢复生态，改善鹭鸟栖息环境，购买小鱼给受伤小鸟吃，并组织村民成立鲤鱼江鹭类保护协会，与边防检 查站建立联合管理机制等。有感于民间的保护，当地政府于1993年批建万鹤山鹭鸟自然保护区，但仍委托许新邦一家继续负责管护。如今，万鹤山地区栖息鹭鸟种群数量已 从过去的几十只增加到几万只，鸟的种类也增加到10多种，还有130多种高等植物同 时受到保护。2007年广西壮族自治区举办第一届观鸟节，举办地就在万鹤山，有关主办单位2005年、2007年两次为许新邦等人颁发了“福特汽车环保奖”。

位于四川万源市的花萼山自然保护区，最先由当地离休干部周永开独自开展考察和保护宣传工作，并于1994年创建民间保护组织，后得到政府认可，2007年已批建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该保护区是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生态系统的代表性区域，面积482km2，分布维管束植物179科877属2262种，脊椎动物374种，大型真菌400多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有崖柏等50多种，保护价值很大。

在陕西长青自然保护区，因社区群众发现、报告而得到救护的伤病野生动物有大熊猫、金丝猴、林麝、大鲵、苏门羚、王锦蛇等，2000年茅坪镇九池村一农妇用自己的乳汁喂活一只受伤的苏门羚幼仔，1999年华阳镇小华阳村一妇女主动上缴丈夫私藏的猎枪。

在青海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海拔4600米的长江源头，曲麻莱县措池村牧民建立了自己的 “野牦牛守望者协会”，他们说：我们需要获得保护这里的权利，我们不愿意看到在这里猎杀野生动物、破坏栖息地。

他们的事迹感染着越来越多的人，标举了做好自然保护区工作最广泛、最深厚、最可靠的群众基础。

节选自《自然保护区展望——以历史使命、生存战略为视觉》（陶思明著，科学出版社，20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