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社评

　　近日有媒体报道，荷兰内阁已经批准一项“退耕还海”方案，位于荷兰南部西斯海尔德水道两岸的部分堤坝将被推倒，一片围海造田得来的300公顷“开拓地”将再次被海水淹没，恢复为可供鸟类栖息的湿地。媒体报道中称，这项“退耕还海”计划是对西斯海尔德水道疏浚工程的“补偿”。 西斯海尔德水道位于荷兰南部，却是比利时重要港口安特卫普港的出海通道，由于湾长水浅，进出安特卫普港的大型油轮只能在海水涨潮时通过西斯海尔德水道，据称，每年给安特卫普港造成损失7000万欧元。疏浚西斯海尔德水道对于荷兰、比利时两国利益和两国关系，无疑都有重要的意义。

　　但是，要疏浚水道，必然拓宽水岸，岸边的湿地面积也就必然受到侵占。而在环保组织看来，西斯海尔德水道两岸的湿地，首先是候鸟们在北非与西伯利亚之间迁徙的落脚点、中转站，其次才是可供人类利用的水道。于是，为了人类船只通行的方便，就侵占候鸟栖息的湿地，实属不义之举。在环保组织的抗争、阻挠，和荷、比两国协议的双重挤压之下，荷兰政府只好以“堤外损失堤内补”的方式，让几十户农民让出100多年前围海造田得来的家园，以供候鸟们栖息，以此换得环保组织对水道疏浚工程的放行。人与鸟争地的矛盾，转化为人与人之间的协商和妥协，几十户农民为候鸟让出了自己的家园。

　　候鸟无言，所有的冲突和妥协，都发生在人与人之间，发生在不同群体的不同价值观之间。荷兰历来是一个“堤坝里的国家”，经过700多年的与海奋斗，荷兰人在大海的冲击之下，不仅用堤坝为自己营造出一个安全的家园，围海造田的面积更是已经占到荷兰国土面积的五分之一。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围海造田，没有与大海在海岸线上锲而不舍的攻防战，也就没有今天的荷兰。就是这样一个在与环境不懈战斗中立足的国家，如今却要为候鸟让出部分家园，表面看来是政府缠不过环保人士、环保组织的锲而不舍、喋喋不休，其实更多是源于环保观念深入人心，源于人类在自然面前终于部分恢复的谦恭之心，虽然在更多时候，这样的谦恭还只能通过环保组织以极端的形式来表达。

　　对于“围海造田”、“退耕还海”这样的词汇，中国人并不陌生，只要以“湖”代“海”，就成为我们生活中曾经历的“围湖造田”、“退耕还湖”。

　　相对于荷兰、日本等国向外扩张式的“围海造田”，中国人更熟悉的是向内挖潜的“围湖造田”。而无论向外扩张或向内挖潜，其根本的原因都在于人、地关系失衡带来的拓殖本能。有报道称，自上世纪40年代末以来，经过几十年在“与地奋斗”思想指导下的“围湖造田”运动，我国鄱阳和洞庭两大淡水湖面积均大幅度减小。到上世纪末，鄱阳、洞庭两湖面积比上世纪40年代末分别减少1400和1700平方公里，减少比例分别为26%和40%。在当时“以粮为纲”的战略观念指导之下，“向湖泊要良田”几乎成为必然的选择，如今看来惊心动魄、痛心疾首的数字，在当时大多被当成“人定胜天”的伟大奇迹。

　　1998年肆虐整个长江流域的大洪水，终于以一种惩罚性的方式，向“围湖造田”发出最后的控诉。从那之后，“退耕还湖”代替“围湖造田”，成了长江流域环境议题中最热门的词汇。

　　仅就“退耕”面积而言，荷兰政府远不及中国政府的决心和手笔。荷兰将“退耕还海”的面积不过300公顷，即3平方公里而已，而中国仅鄱阳一湖的退耕还湖面积，就达到1000多平方公里。据称，鄱阳湖水面面积可以因此而大致恢复到1949年时的水平。不过若从“退耕”与环保的关系而言，荷兰的“退耕还海”，倒比中国的“退耕还湖”更加纯粹。在滔天洪水的冲击之下，出于人类自身利益的权衡而“退耕还湖”，与在某种观念的冲击之下，出于对某种鸟类生息条件的呵护而“退耕还海”，毕竟还有很大的不同。而在未来的环境议题中，人类自身的利益固然仍将占据主体位置，但必然有更多诸如候鸟迁徙等非人类的议题，进入人类的环保议题之中。在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上，那些看起来有些过于激愤和执着的环保认识，其实倒是走在了大多数人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