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江”真的成了“污”江！

    近日“乌江总磷超标成贵州水污染最严重河流”这条新闻一经发出就引起了广大网民的关注。人们不禁要问“乌江的污染状况，没有改变反而更严重了吗？”从2002年开始，贵州省九届人大五次会议议案组收到人大代表提交的第一份议案便是10位代表提出尽快出台《乌江水库水污染防治管理办法》。然而9年过去，污染仍未彻底改变。今年5月，贵州省环保厅在答复遵义市政协委员刘中国《关于乌江水环境保护形势严峻、加强保护与治理的建议》的提案中提到，乌江流域特别是乌江渡水库及其支流息烽河河段氟化物和总磷均严重超标，为重度污染。

    水污染事故频发，究竟有多“频”

    近年来，一起起水污染事件频繁发生，越来越多地牵动公众神经。据财新网不完全统计，自2005年以来，我国已发生15起重大水污染事故，其中有4起造成人员中毒，有9起水污染事故造成上万人用水受影响。而据监察部统计，近几年全国每年水污染事故都在1700起以上。

    水污染事件频发暴露出了多重深层次问题。大家一听见“水污染”的消息就会联想到，企业无视法律，肆意排放污水；政府监管不利，惩罚力度不够。那么，除了这些原因，我们还应该思考什么呢？

    除了人为因素，是否还有其他因素呢？据国家环保总局曾调查显示，自2005年松花江特大污染事件以来，我国平均每两三天便发生一起与水有关的污染事故。

    在众多受污染的河流中，长江的水质状况如何呢？

    记者找到了曾经发表在2005年《四川日报》上的一则新闻，我们来看看五年前长江的水质状况。

    据统计，到2003年，长江流域的工业废水和城市污水年排放量已高达250多亿吨，其中90%未经处理直接排入长江，沿江500多座城市的饮用水供给受到威胁。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汪纪戎在当年“保护长江万里行”活动情况通报会上指出，长江有三个“三分之一”——水资源占全国三分之一、沿岸城市数量占全国三分之一、污水排放量也占全国三分之一，长江流域的污水处理率仅10%左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发展研究院院长艾丰2004年对长江水环境进行了深入考察。他发现，长江的污染程度已远远超出人们想象，而且正面临6大危机：森林覆盖率下降，植被遭破坏，泥沙含量增加，生态环境急剧恶化；枯水期不断提前；水质严重恶化，危及城市饮用水；物种受到威胁，中华鲟等珍稀水生物面临灭绝；固体废物污染严重，威胁水闸与电厂安全；湿地面积日益缩减，水的天然自洁功能日益丧失。他忧心忡忡地说，如果不及时加以保护，10年内长江就可能变成第二条黄河。

    五年过去了，今天的长江水质状况并没有得到有力的治理。2007年春，乌江流域重庆段江水总体含磷量持续超标，重庆市环保局就此事曾致函贵州省环保厅，请贵州省加强监管境内的污染源，严格控制含磷污染物排放。为了整治这个源头排出来的污水，中电九局和开磷集团专门修建了一个污水循环处理系统。但直到如今，污水循环处理系统一直没有建成。

    “按照目前水质现状，乌江渡库区水质将难以承载未来中心城区集中式饮用水源地供水要求，存在重大环境安全隐患。”遵义市政协委员刘中国担忧地说，“2010年，乌江干流(遵义段)水质状况无任何改善，且随着构皮滩水库蓄水有继续恶化蔓延之势。”

被污染的乌江

    有了城市化，丢了水环境

    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水污染问题却随之日趋严重。重点污染源主要是工业和城市生活废污水。目前许多工业企业的生产设备还相对落后，资源利用率低，污染物大量排放。工业企业的排污，无论是绝对量，还是单位产品排污量，都比工业发达国家高得多。特别是乡镇企业迅速发展，也导致了大量未处理的废污水排放。乡镇企业废水排放具有分散、浓度高和处理率低的特点。

    随着城市化率不断提高，城市生活污水年排放量迅速增加，由于大量未经处理的废污水通过河流或渗坑渗入地下水；垃圾、废渣中的污染物通过降雨渗入地下水；郊区、农村大量化肥和农药的使用以及使用污水灌溉；环境地质的影响及地下水的过量开采，致使地下水遭受污染。根据《中国水资源质量评价》，我国西北五省（区）和海河流域地下水资源无论是城市或是区域（农村、牧区），浅层（潜）水或深层（承压）水均遭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局部地区（位于排污河两侧及引污灌溉区）和部分城市的地下水环境污染比较严重，且地下水污染呈上升趋势。水库、湖泊的污染也不容乐观。有关信息显示：主要水库水质大部分良好，但还有少部分水库的水质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而且大部分水库处于中营养状况。监测的湖泊中有大部分的湖泊水质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其中太湖88％的断面水质超过了III类标准；滇池和巢湖水质为劣5类和5类。另外，这3个湖的富营养化问题都很严重。

    历史的负担，水环境还不起

    上世纪60、70、80年代兴建的一大批工业企业项目多数成为排污大户。企业自我约束机制缺失，违法排污行为突出；产业结构调整滞后，结构性污染问题突出，一些地方盲目投资、低水平重复建设现象严重在无形中加重了水环境的负担。

    高污染、高能耗、低效益的原材料生产加工项目占相当大的比例。长期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注重经济增长速度、主要产品产量、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等指标，没有把资源消耗和环境代价纳入经济核算体系。迄今为止，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仍作为“非生产性福利事业”。城市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由政府包揽，使政府不堪重负，以至于拿不出钱搞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甚至建成污染处理设施也因经费来源问题没解决而难以正常运转。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一些经济发展政策有悖于环境保护。我国一度“遍地开花”的“十五”小企业，布局分散，规模不经济，生产工艺落后，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

    区域经济发展和区域环境容量不相适应，也是造成水环境污染的重要原因。以往在确定地区产业发展方向、地区生产力布局时，往往忽视区域环境容量。我国主要江河出现的严重流域性水污染，在很大程度上与流域产业结构和布局不合理有直接关系。淮河流域四省自80.年代初开始，利用当地资源，大力发展高耗水的化工、造纸、制革、火电、食品等小型工业，污染物排放量超过了淮河的承载能力，使淮河流域水质急剧恶化；由于缺乏科学认证和科学管理，一些缺水地区盲目发展高耗水型工业，造成地下水位下降；一些资源丰富的地区发展单一的资源型产业，不发展与之相配套的加工业，产业结构雷同，形成严重的结构型污染。

    面对已经“污”了的乌江，我们都应该思考。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在确定经济发展速度、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资源开发计划、区域开发计划，以及制定经济技术政策，进行重大经济决策时，应当对实施这些决策可能产生的环境影响做出科学评价，评价的结论作为各级决策的依据。在决策中综合考虑环境、经济和社会因素，统筹兼顾，使发展对环境的影响降低到最小。建立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设置专门的评价审议机构，并使这一制度法制化，逐步建立起依法决策的运行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