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CBD COP15）第一阶段会议将于2021年10月11—15日在云南昆明举行。在COP15筹备工作执行委员会办公室指导下，中国环境报社于2021年6月-8月面向全社会开展“保护多样之美 共建和谐家园”生物多样性主题征文活动，以展示各地、各机构组织及个人积极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实践案例故事，进一步凝聚社会共识，宣传保护理念，为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近期，生态环境部政务新媒体将对中国环境报登载的部分文章予以转发，以飨读者。

自然里的孩子

2020年夏天，我和朋友带着她5岁的孩子“一一”，在上海市杨浦区新江湾城湿地公园散步。“一一”穿着妈妈特别印制的上海6种常见鸟类的T恤。如果你想考考她那些是什么鸟，根本就难不住她。她可以飞快地告诉你：珠颈斑鸠、麻雀、棕背伯劳、乌鸫、戴胜和白鹡鸰。走在江湾湿地的小路上，她对路边的常见植物“八角金盘”“大花吴风草”“春飞蓬”随口道来。“一一”的妈妈是一名自然爱好者，经常带孩子到户外玩耍，也参加各类自然教育活动。妈妈还经常带“一一”在自家小区寻找“宝藏”：认识南天竹的“红宝石”，沿阶草的“蓝宝石”，还有各种常见的野花野草和鸟类，观察后回家一起画下来。

“一一”小朋友画的自然笔记——结香。 王西敏供图

像“一一”这样对身边的动植物如数家珍的孩子还有很多。在今年4月举办的第16届上海市民观鸟比赛中，我被一群小学生打败了。那群孩子凭借超乎寻常的热情，奔跑在世纪公园的各个角落，记录着他们所看到和辨认出的每一种鸟，有的甚至拿着相当专业的相机拍摄着鸟类作为记录。

有着近20年观鸟经验的我，倒是非常“佛系”，一点也没有觉得难堪。因为，这就是我从事自然教育工作这么多年来希望达到的结果。我很高兴看到梦想成真的一天。

一本书带来的改变

说起我和自然教育的渊源，可以上溯到2006年。当时我还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斯蒂芬角校区攻读环境教育及解说硕士。那时，国内外基本上还没有“自然教育”这一提法。老师向我们推荐了一本刚在美国出版的书——《林间最后的小孩》。书中提出 “自然缺失症”的概念，意思是说，美国的孩子受到电子产品的吸引及城市化发展的影响，越来越缺乏和自然的接触，进而产生了一系列的身体和心理问题，比如肥胖症、多动症、容易抑郁、缺乏合作意识、不能承受挫折等，同时，自然保护也会因为缺乏支持者而陷入困境。作者理查德·洛夫指出，在孩子们成长的过程中，必须要为他们创造出足够和自然接触的机会，确保孩子的健康成长，并培养一代关爱自然的人。

这本书让我深感震惊。在当时的我看来，书中列举的种种“自然缺失症”现状，在中国同样存在，并且相当严重，但是却很少有人关注此类问题。回国以后，机缘巧合，我和民间组织“自然之友”以及当时国内环境教育的倡导者郝冰老师一起，把这本书翻译成中文并出版。而我自己，则在当时工作的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开始更多的实践。我和同事们设计了很多课程，让来植物园的学生团体和亲子家庭能够更深入地体验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而非简单地走马观花。我们还组织观鸟、夜游、自然笔记等活动，突破了 “植物园的科普活动就是围绕植物认知”这一传统观点。渐渐地，一到寒暑假，很多机构慕名组团来植物园参加我们的活动。

《林间最后的小孩》在国内的受欢迎程度，超出我的想象。据我了解，当时已经有些朋友开始组织孩子到户外开展收费性的自然体验活动，但参与者不多。因为很多人无法接受去外面“玩”还要交除了门票之外的费用，并且往往会和旅行社较低的收费进行比较。为了吸引更多家庭，一些组织者会向家长赠阅这本书。家长阅读后，认可了书中的观点，进而愿意参加此类活动。这种带着孩子到大自然里去的活动被大家称为“自然教育”，受到广泛的认同，而一批专门带孩子们进行自然体验的机构就这样通过收费生存了下来，并开始逐步成长。

2014年，我和自然教育机构萌芽较早的北京、上海、杭州、厦门、昆明等地的朋友，在厦门举办了第一届全国自然教育论坛，共同探讨自然教育的意义和价值、课程开发、人才培养等议题。这一模式一直延续至今，到2020年已经举办了7届，成为国内规模最大、水准最高的自然教育会议，每年参与人数近千人，并由此成立了“全国自然教育网络”，我也有幸成为其中一名理事，参与了众多会议的筹备工作。

自然教育的目的是保护自然

自然教育强调用各种感官感受自然，图为孩子们用游戏的方式模拟种子的传播。王西敏供图

自然教育在中国的兴起，给公众参与自然保护带来很多变化，比如萤火虫保护。自然教育中的“夜游”活动，组织参与者在晚上观察自然，例如青蛙、昆虫、猫头鹰、蝙蝠以及夜晚开花的植物等。这种新奇的体验很受欢迎，全国多地都在举办，特别是在夏夜，观看萤火虫成了热点。受城市化等因素影响，萤火虫的合适栖息地逐渐减少，夜游看到萤火虫的几率不高，如果能邂逅，无论对孩子还是家长，都是巨大的惊喜。自然教育从业者就会向参与的家庭介绍萤火虫的生活习性，讲解为什么现在萤火虫少了，我们能为此做些什么。与此同时，前些年，每到夏天，总有些商家为了吸引游客，搞“放飞萤火虫”的商业活动。这些萤火虫往往来自野外捕捉，极大地破坏了当地生态。所谓的“放飞”之后，萤火虫也难以生存，很快就死亡了。此类活动抓住了公众喜欢看到萤火虫的心理，一度还很受市民欢迎。然而，随着越来越多人了解萤火虫的生活环境和习性，这样的活动近年来只要有人组织就会招来大范围的抵制，并被相关监管部门叫停，可谓“人人喊打”。在这个现象的背后，公众环境保护意识的提高缘于多方面因素，但我乐观地相信，“夜游”等自然教育活动也发挥了相当积极的作用。

由于自然教育主要面向低龄孩子，在国内发展的时间也不过约10年的光景，现在还很难有更翔实的数据来证明，自然教育在自然保护方面到底取得了哪些成效。但是，类似“一一”这样的小朋友给了我和伙伴们极强的信心。而这样的小朋友，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云南的高黎贡山和西双版纳、广西的崇左和弄岗、四川的唐家河和王朗、江西的婺源和鄱阳湖等保护区；出现在上海辰山植物园、杭州植物园、武汉植物园、广州海珠湿地、深圳华侨城湿地等城市的公园和湿地；甚至更多地出现在小区花园、街心公园、校园绿色角这样小小的角落，用心去观察一片树叶、一只昆虫和一只飞鸟，眼里闪烁着好奇的光芒。这样的光芒鼓励着我们在自然教育的道路上继续前行。

在自然教育领域，我们一直推崇在世界上享有极高声誉的动物学家珍妮·古道尔的那句话：“唯有了解，才会关心；唯有关心，才会行动；唯有行动，才有希望。”用教育保护自然，我们一直在行动。

来源：中国环境报

作者：上海辰山植物园  王西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