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2）在建立国家公园体制中进一步强化自然保护区的地位和作用

陶思明（2016.12.28）

虽然这和以人为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社会大环境严重冲突，影响相关方直接经济利益，常有一些人以“保护”不能妨碍“发展”为由反对，但保护要真有其效而非徒具虚名就别无选择，今天的中国已无任何经济利益都不受影响而自然生态还能一如预期确定得到保护的捷径可循。为此在强调树立绿色发展理念，加快完善主体功能区政策体系，实行差异化绩效考核，推动各地区依据主体功能区定位发展的同时，各级政府已经建立了多项生态补偿资金渠道，如重点生态功能区财政转移支付、森林湿地草原生态效益财政奖补政策等，使保护贡献者特别是经济利益受到影响的当地政府、社区、土地及其附着资源权属人/经营者得到相应补偿，许多自然保护区所在地政府财政状况因此而改善，传统社区多直接受益于保护更是面貌焕然一新。人与自然既是统一体也是矛盾体，在人为力能够显著操控、改变自然的一些方面，只有人类有效约束管控自己影响自然的行为，才能谈得上对自然的保护。针对申报区域可能有开发建设计划而否定自然保护区的建立，迁就于资源开发或项目建设的需要调减自然保护区面积、弱化功能分区等，曾有人据理力争，说假如北京故宫下面发现了石油，难道也要拆故宫开发石油吗？一个理性社会当然不会为了开采石油拆除北京故宫，后者是世界上极少数同时具备艺术、建筑、历史、宫廷文化博物馆等特色，符合国际上公认的“原址保护”“原状陈列”基本原则的博物馆和文化遗产，保护具有永衡价值，拆了就没有了，而石油可以去其他地方找甚至发现更大油田或更加环保的替代能源。情同此理，自然保护区是借鉴历史、关照现实、面向未来，把对“人”的“约束管控”挺在最前面、形成最强音，充分体现自然目的性、人的主动性且具高度可行性的特定保护机制，只有持续减轻减缓减免有显著影响的人类活动，自然对象物不再被人视为囊中之物肆意干扰、破坏，保护才方可立足。

至于现实中自然保护区还不同程度存在这样那样与保护宗旨不符或有悖于更好实现保护的一些人类活动情形，基本上是建立之前就有、之后被动新增或者错误的保护观所导致，而绝非建立和管理自然保护区目的所在。也可以说历史形成的自然和人文背景大体就是这样，它既催生保护需求，也是自然保护区一部分，“保护”无法独断。与人类社会以土地、水、矿产、野生生物等自然要素为生存和发展资源，在自然地理空间占用和自然资源开发利用上人的目的性、意志力、主观能动作用居主导地位，因而尽现“以人为本”的特点不同，自然保护区治理完全按照“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行事，其设置布局、范围划定必须以保护目标为导向，顺着保护对象自然分布模式、自然存在态、自然特征和自然习性走，充分反映以“自然为本”的特点。因而绝大多数自然保护区都难能避开相对保护区的建立早已“先入为主”、交错分布其中的传统社区村落、厂矿企业、交通设施和一些行政、事业单位等非自然因素，以兼顾自然生态完整性，实现保护效能最大化。

人当然是自然一分子，自然是人的来源、活动舞台和归宿，因而“人”与“自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常态，即便强调保护自然也不可能做到井水不犯河水。一般而言，只要把有可能明显改变区域生态系统自然性、威胁自然对象物以其自然模式存续发展的人类活动干扰、新的开发破坏管控好，也就是通过人的自我约束保障自然生态各方面向好发展、与人共进，就是很好的保护了，大可不必在有人区试图创建于保护无特别需要的无人区。从基础背景看，许多区域自古以来就是“保护”与“利用”兼而有之的双重功能区，许多野生动植物也喜欢与不伤害它的人为伍，我们不可能排除人以特定方式对自然的继续利用或“自然”与“人”的互利共存，但舍此也无以保护或者会弱化保护。如历史上就通航、捕捞但又需要保护水生生物的河流湖泊生态系统，为不同野生动植物或多或少甚至全生命周期提供生存支持的耕作区、牧区草场、渔业水域、水运港区、采油区、经济林、风景林、传统村落、古庙宇等，人与自然和谐是包括这些生动场景的。特别是一些传统社区村落、古庙宇等，能够长盛不衰延续至今，受其影响的区域自然生态系统又能比较完好地传承下来，成为当代划区保护中不可多得的自然价值和保护价值兼具的保护高地，本身就蕴含着保护生物多样化的优秀传统文化，是示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活态文化”、生态文明的鲜活载体，完全可以看作自然保护区的重要构成元素，看作文化共同体。

同时，社会是丰富多彩的，自然保护和保护区工作无论意义多么重大、相对于经济发展摆在多么优先的位置，也只是政府职能之一，各行各业各条战线凡为人类进步事业所需要、符合发展潮流者都有其社会地位、工作目标和具体诉求。“保护优先”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反映人们对不同客观事物各自特点及其重要性的科学认识、准确把握，二者在主观世界共生共融可以说没有任何障碍和问题，但在客观世界的一个具体区域、具体时段、具体事物上是互有矛盾冲突的，需要协调解决，也就始终逃不开扩张性开发利用自然生态资源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人的视野和境界。我们不乏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等响亮价值观，但也还无时无处不以人的合理需要或贪婪与欲望，继续侵蚀着所剩无多的“自然肌体”，如整体性很强的公路、铁路、电油气输送管线的新建或改扩建，防洪施工、航道整治、排污甚至开矿等，都会涉及到一些自然保护区，如果一概排斥拒绝，扩大经济社会代价但保护增益有限，反倒不利于保护的广泛、深入、持久开展。

这其实也是剪不断、理还乱，欲罢不能、欲说还休式复杂人-地关系，在自然保护区工作上的客观反映。人及其经济社会体系从来一刻也没有离开自然生态系统独自存在过，地球生命支持系统各要素（资源），特别是人类社会得以立足、经济建设得以铺开和自然生态系统涌流展现、野生动植物繁衍生息都高度依赖的地表空间，早已因人多势众而严重超标承载，神州大地东西南北中凡人可居住生活、开发利用的地方，几乎就没有无人区可寻。因此，我们在自然保护中要尽可能客观地看到并且愉快地接受自然-经济-社会复合生态系统现状，避免把区域生态系统自然性及其保护绝对化，试图水火不相容或泾渭分明式切割人类活动区域同自然保护区域。有些人常批评自然保护区存在一些村庄、农田、牧场、交通设施甚至工矿企业的现象，认为影响保护、无法保护，刻意塑造没有任何人类活动的高大上自然保护区形象，试图不具体协调管控人类活动威胁也能保护自然；或认为既然已经有了那么多原有的和新增的人类活动，再上几个经济效益显著、契合发展需要的开发建设项目也无妨，要把自然保护区引向破罐破摔的境地等。这些都不切合实际，是一些人经济利益膨胀而觊觎保护区自然资源，或者另有所图不想保护、取消保护的借口，保护不能为其所迷惑。自然保护区的关键是定义一个区域保护自然的优先价值选择和长远方向，即区域主导功能聚焦于生态系统自然演化发展得以继续、野生动植物自然对策得以充分实现等，为有效管控削减避免增量人类活动威胁，促进原有人类活动生态化、减量化提供法律依据。这样就能理解自然保护区也会存在一些人类活动的历史延续性和现实不可避免性，因地制宜合情合理地看待早已融入区域自然生态系统、更多表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高雅境界的一些传统社区、产业，在充分实现保护的前提下，不断增强保护的适宜性和适应性，力争把对特定关系人的不利影响最小化。这是以“自然为本”和“以人为本”在自然保护区的辩证统一，有利于实现保护的广泛性和可持续性。

但是即便如此，自然保护区仍然是目前我们唯一声称要毫无保留、不设期限地让渡给“自然”，以充分展现自然风貌、护佑自然价值高度的地理空间，包括与之生态关系密切的相邻区域、河湖湿地水系上游等，总体上以自然生态利益最大化为根本追求的大方向不会改变。只要存在人类活动威胁，自然保护区就不会停止加强保护的步伐，既要大力支持已有社区、传统产业向着更具生态协调性方向发展，也要看到自然保护区直接经济功能的局限性，社区发展所有问题不一定都能解决，传统产业也不能不受到限制，要与保护相向而行，完善政策配套，使相关方不因保护而减损正当利益，也不因发展而影响保护。特别要花大力气管控好以自然保护区为目的地的新的商业性开发建设活动，有效防范不同利益主体以各种理由甚至借口保护，再行施加生态后果严重和完全可以避免避让的增量威胁。衡量标准是人类活动是否确有控制、减少、轻型化或再无增加，区域生态系统自然性、稳定性是否确有提升，野生动植物生息繁衍环境是否却有改善。除此以外，自然保护区工作本身没有任何经济利益诉求。

而其他也有一定保护功能的人为划设区域，如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海洋公园、湿地公园、水利风景区等园区系统，不管是保护基础上兼顾经济利用，还是为了持续利用而必须保护，或者表现为进一步挖掘潜力以可行利用形式把自然资源剩余价值最大化，依据它们各自立区立园的相关规定（表1）和运行实践，其工作本身都有借以直接获取经济利益、创造更大经济价值的目的性、主动性、实践性。主要是发展旅游经济，为地方、行业、企业、单位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也满足人们亲近自然、观光休闲、提高生活品质的需要，是国家现代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水产和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区（点）则直接促进或服务于渔业资源养护、农业生产发展、育种科研等，是不同于旅游但也有直接经济效益的保护性利用。由此，在目前研究自然生态划区保护、落实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改革目标、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虽然大家将这些园区系统和自然保护区系统一起冠以“自然保护地”或以“保护地”通而称之，甚至越来越和自然保护区相提并论，更有定义某些园区系统“保护性”在自然保护区之上的趋势。其实不然，无论利益诉求还是保护性及责任担当上，这些园区系统均与自然保护区有着明显的不同，而且各园区系统间也有较大差异。

表1  自然保护区和其他园区系统功能定位概览

这些园区系统之所以能够发展旅游，当然靠的是秀山美水等自然风光和丰富多彩的人文景观，一般都注重保护优先、适度开发、严格管控，强调发展旅游不以破坏自然生态为代价。理论上旅游业生态影响确实可控性好，比较轻型化，这一优势是典型工农业生产、城乡建设等经济形态所不能比拟的。如旅游本身就是观赏、体验、休闲性质的活动而不依赖于实物消耗，景区开发建设不能天翻地覆破坏了旅游资源，一些山高林密水深等自然封闭地点，不修路、架桥人就去不了，没有旅游创意、特意招揽，游人一般也不会去；景区没有餐饮住宿条件，游客也不会过夜，对自然生态、野生动植物的威胁性影响有限。可实践中，受经济利益诱惑和市场需求旺盛双轮趋动，一个比较有风景与人文资源禀赋和热门看点的园区，只要开放开发了旅游业，大多都会积极主动地向着更能吸引人们前往并不虚此行，从而创造更好经济效益的黄金旅游目的地发展。尤其我国人口基数大，随着生活水平提高，旅游出行的人越来越多，2015年国内旅游人数就达40亿人次，旅游业总收入4.13万亿元，旅游已成为城乡居民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国民经济新的重要增长点，许多景区黄金周人满为患既是压力，也是过度开发的动力。而自然保护对象大多又对过度开发旅游，如景区不断扩展、道路不断延伸、各种旅游设施不断完善和车辆川流不息、游人如织、人声鼎沸的旅游场景，具高度敏感性，在应对以旅游开发为驱动力引发大量人群常年入侵自然区域，栖息地旅游设施占用、游人践踏、道路阻隔，声污染、光污染、水污染甚至空气成分人为改变上，都表现出非常脆弱的一面。以致人们普遍认为对自然生态影响较小而国内外一直在推崇并作为发展方向主动引导的生态旅游，一旦放开了搞、大举开发，也会成为换种方式的威胁，甚至是隐性杀手，难免不会出现如《全国生态旅游发展规划（2016—2025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国家旅游局，2016）指出的情况：“搞竭泽而渔式的开发，造成严重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