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江西省新建县南矶山乡朝阳村，前来调研旱情的江西省气候中心主任殷剑敏，望着临近鄱阳湖一处院墙上一条条颜色不同的水痕——湖水在历年汛期留下的印迹，心情复杂。

脱胎于中国第一大淡水湖的鄱阳湖湿地，深受湖水进退之影响。那些好比鄱阳湖生长年轮的水痕，在未来的岁月里将记录下湖水怎样的变迁，折射出鄱阳湖湿地怎样的生命轨迹？

湖水，进退之变

如果不出意外，眼下正是鄱阳湖鱼儿的繁殖期。然而，持续春旱的“意外”发生，导致鄱阳湖面积在5月15日仅为385平方公里，比历史同期多年均值缩减八成，鱼类的产卵场大规模缩减。而在裸露的滩涂上，湿地植物取代了本应处于萌发、生长期的水生植物，肆意蔓延。

干旱，于鄱阳湖而言，并非“不速之客”。殷剑敏清晰地记得，自2000年后，鄱阳湖连续多年出现旱情，2003年、2007年和2009年更是遭遇大旱，湖泊的低水位记录连创新低。

5月11日，湖口县，干枯的鄱阳湖。（陈逸航摄）

在湖泊命运让人揪心的中国，鄱阳湖无疑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作为一个过水性、吞吐型湖泊，鄱阳湖将“洪水一片”和“枯水一线”两个对立词集于一身：在丰水期水域面积最大可达4000平方公里以上，到冬季枯水期，却能“瘦身”至500平方公里，最大容积和最小容积可相差80多倍。

正是这种水位高低的周期性巨变，造就了鄱阳湖湿地夏涨冬落、水域洲滩交替出现的自然景观。而近年来，这原本寻常的湖水“进退之变”，却越来越不那么寻常。

江西省山江湖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研究员谭晦如告诉记者，从2003年到2007年，鄱阳湖进入枯水期的月份由以往的12月提前至11月甚至10月，在个别枯水年份，最低水位来临日期提前了至少100天。而在今年历史罕见的春旱中，进入丰水期的月份也由往常的4月延后，枯水期显然被“拉长”。

4月的鄱阳湖。（赵嫣嫣摄）

不同寻常的远不止这些。“从1990年到2000年的十年间，鄱阳湖水系年均径流量为1525亿立方米，而在新世纪头十年间，这一数字却降为1200至1300亿立方米。”有着20多年鄱阳湖研究经历的谭晦如将这几个数字信手拈来。

水，何以消失？

江西省气候中心最近完成编写的《鄱阳湖流域气候变化综合影响评估报告》显示，在过去50年里，鄱阳湖流域气温呈波动上升趋势，特别是1998年至2008年间，气温明显偏高，历年均大于50年的平均值。“温度上升所带来的降水变化，对鄱阳湖水资源造成了间接影响。”据殷剑敏介绍，本世纪以来，鄱阳湖流域降水一直呈减少趋势。

江西省湖口县，鄱阳湖与长江交界处，清浊分明，水分两色。（陈逸航摄）

对此，谭晦如还认为，近十年来长江流域降水量减少、区域降雨不均所导致的上游来水偏少，也是造成鄱阳湖生态缺水的原因之一。而三峡大坝工程在蓄水期减少了水的下泄流量，则对“缺水”起到了一定的“叠加效应”。

湿地，年华渐老

来自江西省山江湖委办公室的资料提醒人们，有着中国“最后一盆清水”之誉、曾被认为是四大淡水湖泊中唯一没有出现富营养化的鄱阳湖，水质已不令人乐观。这与生态缺水导致的湿地净化水质能力的降低不无关系。

鄱阳湖畔，人与湿地和谐共生的画面。（资料图）

湿地之美源自水。鄱阳湖渐成常态的缺水，被谭晦如比喻成“慢性病”——与洪水“疾病”之称相对应，其引爆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吞噬着这一“特大湿地”的生态健康。

“首先遭殃的是‘鱼’和‘草’这两个鄱阳湖生态系统的基础组织部分，它们受到影响又传导至整个鄱阳湖生态链。”鄱阳湖生态研究专家、江西省科学院研究员戴年华在接受采访时如是解释。

不难理解，鱼类因水贫而乏，而干旱所引发的洲滩面积扩大、水域面积减少，则导致鄱阳湖生态系统两种植被均发生变化：湿地植被严重退化，水生植被萎缩。而以植物为食的候鸟的生存，因此受到直接威胁。

鄱阳湖湿地美景。（资料图）

如果白鹤会说话，他们对此的叙说也许更为生动。鄱阳湖湖泊湿地观测研究站副站长张路告诉记者，近年来，在鄱阳湖保护区过冬的白鹤中，已显露下水觅食的迹象，这是因为低水位对白鹤的食物——枯草块茎的生长造成了很大影响，白鹤不得不向边远地区分散、转食水生植物。

《鄱阳湖流域气候变化综合影响评估报告》指出：由于存在多种生态环境问题，一定程度上致使鄱阳湖“老化”进程加快，其突出表现便是湖盆淤浅、湖泊与湿地的萎缩。这与第九届《湿地公约》缔约方大会公布的评估报告提出的“全球湿地的退化和减小比其他生态系统快得多”的结论相吻合。

地球三大生态系统之一的湿地，正在无可避免地遭遇着年华老去。

即便如此，这还不是最坏的时候。谭晦如就曾下过一个惊人的论断：若干年后，鄱阳湖将自然消失。他解释说，按照湖区的演替规律，湿地会逐渐下沉，湖泊面积会逐渐变大，水生植被越来越占优势。但同时，由于上游泥沙会逐渐堆积，且受全球气候变化大背景下，集中降雨与极端强降雨雨水的强力冲刷，泥沙淤积的速度将快于湿地沉降的速度，湖泊面积就会相应减少，直至消失。到那时，作为生态链最高级一方的人类，同样难以置身其外。

千年鄱阳湖的“催老剂”并不只有时间与自然影响等“基因”。研究表明，城市化是湖泊湿地萎缩的一个重要人类活动影响因素。近年来，由于退湖还田和退湖还林政策的实施，萎缩速度虽趋缓，但萎缩趋势未变。

路漫漫，迎难而上

最大的难度在于观测资料的难以获取。殷剑敏不无遗憾地说，通过遥感手段，只能观测到湿地大范围的变化，要获取湿地内部的功能、生物量分布等情况，还需要地面观测的配合。而即便是遥感监测资料，仍然为年代所限。目前使用的卫星资料就始于上世纪80年代，年代较短，且连续性不够。

张路也总结出类似的难处。尽管该站建有并正在布设多个湖泊水文、气象、水质与生物自动监测点，以开展湖泊湿地连续的常规监测和调查研究工作，但在湿地特别是沼泽等地带的踏勘工作甚为不便，因此，目前获取数据的途径仍主要为遥感解译，辅以现场校正。

困难并未阻止江西气象人探索的步伐。江西省气象局局长常国刚透露，在“十二五”期间，江西气象部门将建立鄱阳湖气候与生态遥感监测中心，应用3S等先进技术，继续模拟鄱阳湖水资源变化情况，研究鄱阳湖湿地与气候变化的关系。

弄清湿地与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也是对碳“源”、碳“汇”间“角力”过程的研究。由于气候变暖趋势的影响，湿地植被的光合作用强度加大，碳存储量增加；同时，湿地大面积萎缩，碳存储量有所减少，但碳“源”和碳“汇”之间的流量大小尚未用定量数据表达，这离不开通量监测仪器提供的长期数据支撑。张路兴奋地告诉我们，该站在未来将建设碳通量观测塔，对气候变化温室气体进行连续高频度观测。

实际上，“只能定性，不能定量”是鄱阳湖基础性科研工作的共性，也是整个鄱阳湖研究的软肋。最后一次也是最全面的鄱阳湖综合考察还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三十年过去了，现在所引用的数据仍多来自那次考察。

参加过第一次“鄱考”的谭晦如寄望于即将启动的第二次考察，这次考察确定了湿地生物多样性动态变化等内容。他希望能建立一套鄱阳湖生态变化实时监测系统，以此为平台，对鄱阳湖生态进行数字化适时监测。（本报记者：谈媛|通讯员：詹璐张超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