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委、省政府作出建立“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重大决策，各项前期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表明生态经济在江西正从理念走向全面实践。生态经济不是生态学与经济学和技术应用简单相加的产物，发展生态经济本质上要求全社会的协同和创新。仅就对“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的认识而言，在一些重要问题上需要有新的视角。

　　湖泊湿地的价值

　　以往人们对湖泊湿地价值的认识，主要是以眼前经济价值的大小来衡量的，如湖泊可以提供灌溉水和饮用水，可以提供鱼虾等水产品，可以搞水上运输等。但在价值大小的比较选择中，会得出湖泊水易受污染，不如地下水洁净；鱼虾等水产品是辅食而非主食，不如粮食重要；水上运输不如陆地交通运输快捷等结论。在这种比较选择中，湖泊不断地被农业、工商业和城市用地所侵占，在一些地方成了既方便又省钱的“垃圾倾倒场”和“纳污池”，再加上人类在湖泊和入湖河流沿岸砍伐森林、过度耕作和放牧导致泥沙的大量淤积，对入湖河流过量引水灌溉导致入湖水量的大量减少，在沿湖地带过量开采地下水导致湖泊水位下降甚至干涸等原因，使得近几十年来湖泊消亡或丧失生态、水体功能的步伐空前加快，现存的全球约500万个湖泊一半以上已岌岌可危。

　　湖泊湿地真的是价值很低吗？恰恰相反，生物学家和生态学家已经证明，它们与热带雨林、海洋珊瑚礁、河流入海口一样，属少数几类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生态系统，其生态服务价值是农田的百倍之上，经济产出价值是农田的数倍之上；它是地球生命体自调节自平衡的重要系统；有生物学家甚至还认为生命诞生于淡水湖的可能性要大于海洋。全部人类史表明，河湖沿岸是人类进化的摇篮和文明繁盛的福地。在这种新的认识上，鄱阳湖作为我国最大的淡水湖和国际性的重要湿地，是江西最重要的生态系统和最宝贵的自然财富。

　　环鄱区与江西生态政区建设的关系

　　“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是一个地域和性质相统一的概念，在空间形态上，不是一个简单的几何空间概念，而是一个生态空间概念；不是按人们的想像、愿望或现行的行政区划、经济格局来划定，而应按鄱阳湖生态系统的整体性要求来界定。

　　鄱阳湖全流域作为一个完整、独立的地理单元，与江西省行政区划范围基本重合。对此，应有生态学和经济学的深度理解：拥有鄱阳湖全流域是江西生态环境的整体性状、基本特征，这与海南省相类似，但又与其不同，江西的森林作为我国东南部森林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国北方和西部的降雨有重要影响，鄱阳湖水系的状况对长河中下游有直接的影响；与多个行政区分享某个流域相比，这是江西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优势，保护鄱阳湖生态系统是江西无可推卸的责任，同时也赋予了江西完全的主动权；在保护的基础上开发利用鄱阳湖流域，是江西发展的巨大潜力所在，江西有必要也有条件把“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置于江西生态政区建设的全局中统筹规划；“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的成功必将使江西成为全球瞩目的可持续发展范例，同时也将对我国生态环境的改善发挥重要的正外部效应；提出建立“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把握了江西生态环境的整体特征，而这正是从认识到实践所必须完成的关键一步。

　　遵循生态系统整体性和协同性所要求的“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地域范围，是一个“U型开环中的块网结构”。“U型”指的是江西东南西省界的高山；“开环”指的是鄱阳湖北入长江的开口地带；“块”指的是鄱阳湖和各类功能区；“网”指的是鄱阳湖水系，包括赣、抚、信、饶、修5大河流的2400多条中小河流。

　　环鄱区功能区划与地域范围的具体界定

　　首先，应从“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地域范围的实际出发，提出各类功能区划分的原则。这些原则应是：在有限的地域范围内，通过科学的空间配置，使生物多样性和生态服务功能、农业产出、经济发展三者都拥有实现最大化的最佳生态位，能够可持续地协同共生；把生物多样性和生态服务功能价值最高的空间用于生态保护，使同样大小的空间实现生态效益的最大化；把农业生产力最高的空间用于农业种植，使同样大小的空间实现农产品产量的最大化；把生态和农业利用价值最低的空间用于工商业和城市发展，使经济的最大化发展对农业和生态的空间挤压最小；把通过限制人类的活动能够实现不损害野生生物和自然景观的空间用于共享，实现人与万物和谐共生；人类的物质生产和生活活动转向生态化，把人类的物资消耗和排放纳入到自然的物质循环过程之中和限度之内，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

　　根据上述原则，可以对“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功能区划作以下具体界定：禁止开发区，包括5大河流发源及流经的山地集雨面森林、高山原生态和物种富集的森林，鄱阳湖珍稀、濒危物种和物种富集的栖息地、候鸟迁徙的越冬地。禁止开发区要保护其原生态。限制开发区，包括环东南西省界禁止开发区外的全部高山森林、鄱阳湖禁止开发区的外围、坡度大于25度的中部丘陵、流域内的河道。高山森林实行禁伐禁猎，主要发展生态旅游和开发非林木产品；鄱阳湖禁止开发区的外围实行限季节、限物种、限工具捕捞；坡度大于25度的中部丘陵限制皆伐，重点发展生态林、能源林、景观林、用材林和果药茶等高生态经济价值的林业；流域内的河道限制排污、采砂、开矿，大中河流中的水利工程须经生态学论证。优化开发区，包括流域内的所有平原、鄱阳湖近岸水域。鄱阳湖流域内的所有平原最大化地用于农业，利用生物学、生态学、经济学和循环综合技术发展低投入、多产出、高效益、自净化可持续农业，大大降低化肥农药对河流及大气、土壤、食物链的污染；鄱阳湖近岸水域发展无污染水产养殖和环湖生态旅游、休闲观光度假。重点开发区，包括能解决供水的低矮荒丘。非农产业和城镇发展最大化地向可解决供水的低矮荒丘转移，同时推进经济的循环化和城镇的生态化转换，使这些农业产出、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功能价值最低的土地，通过工商业利用实现价值最大化的转换，走出一条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不与农业和生态争地的科学发展之路，实现农业与非农产业、城镇与乡村、经济与生态、社会与自然在空间布局上各得其所，在性质功能上协同共生。

　　环鄱区的重点开发区空间选择与发展定位

　　重点开发区是工商业和城市发展的基本载体，是人口聚集和社会活动的主要舞台，也是其他各功能区能否实现功能最大化、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能否实现共赢的关键功能区。如果重点开发区的经济发展不能有效地转移人口、实现产业的生态化转换、支付生态环境保护的成本、满足居民的致富要求，则贫困所带来的生存压力会驱动人们为了眼前的利益去竭林而木、竭泽而渔、冲击生态、滥用资源，就会使所有功能区划的设想最终落空。

　　“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各类功能区不可能同类功能区集中连片分布，它们是相互交错和分隔的。但是，在众多重点开发区中，必须有一个能够发展成在大空间范围中吸聚配置资源、经济发达、人口集中度高的超大城市，使重点开发区实现功能最大化，从而为其他各类功能区实现功能最大化奠定现实基础。

　　在“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地域范围内，首屈一指的重点开发区空间是昌九、昌樟高速公路沿线的低矮荒丘。其优势凸显在以下几个方面：地域内水陆交通发达完备，有赣江和鄱阳湖水道，有高速公路和国道，有京九、铜九和城际铁路，有昌北和九江两个机场；有南昌和九江两座江西最大、区位最优的城市带动辐射；不仅可以沿江沿湖取水，而且拥有水源丰沛、水质优良、蓄水量大的柘林水库；可以直接利用长江水道，拥有江西最近的出海港口；有着人口超千万城市发展的广阔空间；地域内有名山、名湖、名城、名胜，丘陵起伏、河湖绕映，有着发展一流生态文化名城的巨大潜力。

　　在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条件下，城市规模的大小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快慢起决定性作用。江西处于长三角、珠三角和闽三角叠加辐射的最近区位，因而在中部地区有着地缘优势。可是，江西为什么一直未能改变在中部地区发展居后、序位难以前移的状况呢？关键问题就在于，江西缺少足够规模的大城市来吸聚配置大空间范围的资源，结果只能是：在三个“大三角”的强大吸聚下，江西资源净流出，与周边省市发展差距不断拉大。因此，建设超大规模的中心城市，是带动区域经济快速发展、实现江西在中部地区崛起的关键。

　　中心城市领先发展、带动区域经济快速发展，是工业化初、中期的普遍规律。用约30年的时间，以不占耕地、分块组团的方式在昌九（还可以向九景延伸）、昌樟高速公路沿线广阔的荒丘地带建成总人口约1500万、世界一流的超大生态文化名城，集中全省总人口的近30%、城市总人口的约40%；赣、抚、信、饶4大河流沿岸的城市，如赣州、吉安、抚州、鹰潭、上饶、景德镇等，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同样以这种方式进行规模化聚集和生态化转换，这些城市的总人口可达1500万左右；其他几十个分散的小县城，城镇总人口达到500万左右。这样经过约30年生态模式转换的工业化、城市化完成过程，“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巨大优势和宝贵价值将展示于世界面前：占36%的山地森林得到全面保护，占42%的丘陵的约一半的森林得到有效保护，森林覆盖率可稳定在60%以上，并形成两条南北走向、东西连接、总长1000余千米的“U型”山地森林长廊，这将不仅有效地遏制鄱阳湖流域严重的水土流失，改善江西的整体生态环境，而且为动植物向北迁移提供了栖息地，并为改善北方和西部的气候作出贡献，其生态和旅游价值极高；生态农业的发展将增强江西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加上生态工业和城市的普遍建立，将使水土流失和水土气、食物链污染基本消除，鄱阳湖及其流域的水体洁净、径流稳定、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功能得以恢复，这也将使长江中下游的水环境得到改善，同时也将使江西自身通过生态补偿机制而进一步受益；世界一流的超大生态文化名城将在全球发挥资源吸聚和配置的优越功能，江西就有可能成为生态优良、经济发达、社会和谐、生态文明领先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