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拟建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无可替代”说商榷（下）

陶思明（2016.12.21）

五、鄱阳湖水问题及工程促动原因只指向长江上游于三峡工程等有失公允。“无可替代”说分别指出：“影响鄱阳湖枯水的原因较多，长江上游水库群的‘汛后蓄水’与‘清水下泄’是重要的关键性因素。”“近十年来，受长江上游干支流水库群汛后蓄水引起的长江中下游径流减少、清水下泄冲刷引起的河道下切等因素影响，鄱阳湖连续出现枯水时间提前、枯水期延长、水位超低等情况。”“未来随着三峡及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的蓄水运用，鄱阳湖9—10月份水位消落加快、提前进入枯水期、枯水期延长将呈常态化、趋势性。”另有“近十几年来长江流域加速发展，特别是长江上游水库群汛后蓄水影响，鄱阳湖每年9-10月份水位消落过快，9-10月份长江干流水位降低，对鄱阳湖出流顶托作用减弱，鄱阳湖出流加快，提前进入枯水期”等同义表述。这无疑一再告诉人们，是远在千里之外的长江上游水资源开发和长江流域加快发展引发了鄱阳湖的水问题，要解决问题就只能上马与长江相关的“鄱湖工程”，且“‘建闸方案’无可替代”。

不说孕育鄱阳湖的赣江等5河水系如何消失了，入江水道（实际也是河流）段总容积量是如何扩大进而使湖口变大，削弱了鄱阳湖持水能力，不能更多留住汛期洪水缓慢释放，也绝不否认包括鄱阳湖流域在内加快发展对自然生态的压力和长江上游三峡等水利枢纽工程对下游河湖生态系统自然性的影响。长江要搞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就是着眼于为长江减负；《关于加强长江黄金水道环境污染防控治理的指导意见》已经明确，要“以三峡枢纽作为节点，开展长江经济带的生态调度工作”；《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也有“严禁以各种名义侵占河道、围垦湖泊、非法采砂，对岸线乱占滥用、多占少用、占而不用等突出问题开展清理整治，恢复河湖水域岸线生态功能”等任务要求。

仅以相关工作时间点看，早在“1995年，江西省水利规划设计院就编制完成《鄱阳湖区综合利用规划报告》，提出在鄱阳湖兴建一座防洪、发电、航运、灌溉、供水等综合利用的水利枢纽。”“2008年12月，江西省成立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领导小组，”“并在2010年正式挂牌成立正厅级的江西省鄱阳湖水利枢纽建设办公室。”而长江三峡工程迟至该项《报告》完成的前一年即1994年才正式动工兴建，2003年6月开始蓄水，175米蓄水至今还在试验阶段，金沙江下游向家坝等水电工程更是前些年才启动的。编制这样一个涉及面广、涉及事项敏感而具高度复杂性的流域性综合利用规划并形成正式报告，是需要相当时间的，实际工作应该比三峡正式动工还要早。

无论如《鄱阳湖区综合利用规划报告》名称所示“综合利用”也罢，或按现在“建也为生态，不建也为生态”说定位“鄱湖工程”的保护性也罢，或是利用与保护兼而有之，工作有预见性、提前量难能可贵。不过这也清楚地表明，“鄱湖工程”不完全是三峡等长江上游开发催生的，很可能没有三峡工程，也照样会提出“鄱湖工程”来。而且不考虑自然生态环境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全国一盘棋，鄱阳湖整体是长江流域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江-湖天然联系中反映大地生态进程的洪、枯交替水文模式和无比丰富的长江水系生物多样性等独特自然价值高度应当得到保护的话，即便提出亦无可厚非。

鉴此，“无可替代”说现在异口同声把鄱阳湖水问题成因及为何运作“鄱湖工程”，统统指向三峡枢纽等长江上游木已成舟的开发，而不与经济社会发展中普遍存在的非可持续因素加大鄱阳湖生态环境压力、恶化人与自然关系，不与利益相关方对依托鄱阳湖的发展进而对鄱阳湖自然生态系统支持性服务功能不断提出更高目标预期和要求试图万事皆入我愿，不与赣江等5河水系开发利用、水资源分配，不与鄱阳湖区特别是入江水道挖砂等不断加码的人类活动，驱动湖情及江湖关系巨大变化等挂起钩来看问题、查原因，不仅对三峡等有失公允，更会阻碍对长江上游以外更多近在咫尺人类活动威胁的全面认知、科学评价，非常不利于多面向、多举措分析和解决问题。

六、鄱阳湖水问题及其解决无关赣江等5河水系于后者有失公允。“无可替代”说中，除有一个“方案三”的介绍，提到对“鄱阳湖流域水库进行联合调度”仍无助于“缓解鄱阳湖枯水之困”外，无论讲问题成因还是因应变化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都一律舍近求远式指向“三峡及长江上游”的开发，指向长江清水下泄冲刷河道、河道下切导致不利于鄱阳湖的江-湖水文模式变化，指向通过“鄱湖工程”大幅度矫枉过正式解决问题的唯一性，而闭口不提赣江等5河水系，似乎它们历史上不曾有过或者现在不存在了，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的选择。

是《长江三峡工程对生态与环境影响及其对策研究论文集》中有关“鄱阳湖水情特征表明，入湖水量主要来自五大河流，占到入江水量的86.8%”的方向性（不说绝对数值）描述有误，赣江等5河水系于鄱阳湖根本就没有那么重要、那么关键甚至无足轻重，还是另有其他更为重要的考虑而不能将其用在解决鄱阳湖水问题上。那就要追问了，赣江等5河水系和鄱阳湖究竟什么关系，后者是谁的尾闾？《中国湖泊环境》不无清楚地写着鄱阳湖“是赣江、抚河、信江、饶河、修水等五大河流尾闾的天然洼地”啊。江西属亚热带湿润气候，雨量充沛，不像西北干旱地区许多小河流有季节性，枯水期的鄱阳湖水再怎么枯，赣江等5河水系应该都有径流，还有那么多水库蓄水，这些水都哪里去了，关键时刻不能为喊渴不止的鄱阳湖解渴，以致要大动干戈修建“鄱湖工程”才方为问题解决。

江西全境都是水资源丰富地区，降水量“按土地面积计算，平均为159.7万m³/km2，是全国平均值的2.5倍”（《全国生态现状调查与评估》，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6），还有汛期长江水气势磅礴的倒灌，鄱阳湖水出湖量大，入湖量更大。长江八大支流之一的赣江，流域面积98.5%在江西，径流量比1.5个承担全国15%耕地、12%人口和50多座大中城市供水任务的黄河还大，占到鄱阳湖水系总径流量的46.6%，鄱阳湖流域现有23座“大型水库”及其他大小不等、各有用途的近万座水库，想必赣江流域占有很大比重，更有累计修建240座水电站的宏伟规划。总不能说强度开发控制赣江等5河水资源，对目前强调的鄱阳湖水问题严重化，一点影响都没有，更不能说只有把赣江等5河水系排除在外才好解决问题。

一事当前，鄱阳湖的伟大“母亲”赣江等5河水系，纵是有着丰满的甘甜乳汁却不能在掌上明珠因乳汁匮乏而久病缠身时派上用场，这于情于理大不合适，更于事无补。按照到“2030水平年，鄱阳湖环湖农田缺水约4亿m³，其中9-10月份缺水约占全年缺水的56%”说法，再加上等量甚至更多生活及其他缺水，赣江等5河水系现有水库常年晒太阳的数百亿立方米蓄水的零头能否帮助解决问题；减少一批水电站的修建，能否有助于更好解决问题；在入江水道坚决停止挖砂，积极填充砂坑遏止湖口变大趋势；也可参照“近十年”前水问题未出现时的湖口状况，设法把人为力驱动力变大了湖口再变回去；甚至为适当提高鄱阳湖枯水期持水能力，以近自然模式适当抬高入江水道某些点位地形等，诸如此类能想到的一些非“鄱湖工程”措施，不知能否成为综合施策必要选项，我倒觉得可以向着优先选择去努力。

七、“联合调度”不能解决鄱阳湖水问题的认知过于消极悲观。“无可替代”说分别指出：鄱阳湖流域大型水库一共23座，在满足水库基本功能前提下，枯水季节放水为鄱阳湖补水，研究人员计算大费周章联合调度，“流水的抬升作用非常有限。”“从目前来看，要通过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群联合调度来缓解鄱阳湖9—10月份水位消落过快的局面作用有限，还可能造成水库规划目标难以实现。”还有“目前通过三峡大坝缓解鄱阳湖枯水问题，空间不大”及“通过优化三峡水库运行调度方式缓解鄱阳湖枯水期水位过低的局面，空间不大”等同义表述。既然各水库都有规划目标，能满足水库基本功能，说明水资源很丰沛，那水库群联合调度，调度的不就是水库存水和蓄排水模式吗，为什么又作用有限、空间不大呢？

综合调度解决鄱阳湖水问题的“作用有限”“空间不大”说，如果改由被调度方三峡枢纽等利益直接相关者讲出，或许还有可信度，即是存在不可信也可合理怀疑为人人皆有的自利心作怪而已。但现在却是最关心鄱阳湖水情变化、最积极推动问题解决、最有资格和可能主动提出实施水库群联合调度且与调度对象利益无关的“鄱湖工程”主张方和支持者在反复讲，几无可信度自不必说，分明是在替天行道，借常人无法求证的“作用有限”“空间不大”等模糊说辞，非常厚重结实地堵上了通过水资源调度解决鄱阳湖水问题的一线曙光，普天之下就只剩下“鄱阳湖建闸是一个可行的办法”了，“建闸方案”无可替代，“鄱湖工程”也就无可替代了。

基于一般认识，所谓“调度”“联合调度”，不就是根据整体目标或一些特定需要，协调平衡各方利益，使其各得其所，彰显水生态有更多破坏退化、水资源越来越稀缺而各方需求量只增不减现状基础上，更有效益地配置水资源、解决复杂水问题，既发挥好水资源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性服务功能，又能“维护河湖健康生命”的国家高度、流域高度、省际高度、相邻高度、行业高度、企业高度，不就是以全局观、生态观的品质具体地落实保护优先、促进人与河湖生态系统和谐发展吗，如果都“作用有限”“空间不大”，那还怎么调度。国家《“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关于“妥善处理江河湖泊关系，实施长江干流及洞庭湖上游“四水”、鄱阳湖上游“五河”的水库群联合调度，保障长江干支流生态流量与两湖生态水位”的目标要求，岂不成了无的之矢。

现在，各河流水系上运行的各种用途的水库及其蓄水量有N多，修建时也都有加大汛期蓄水、有效调节降水时空不均、保障应急调度需要等目的，现在遇到解决鄱阳湖水问题真要调度了，不是被调度方说不能调度，反而是调度受益方在积极论述不可调度性，令人费解。当然“无可替代”说也没有少讲“调度”，只是基于“鄱湖工程”的调度，只要修建怎么调度都可以，唯独有可能替代“鄱湖工程”的“水库群联合调度”无可调度，调度了也不能解决问题。这是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新形势下，继续以牺牲自然生态利益为优先选择的思维模式，居然还纹丝未变并且大有市场的反映，也是多年来热衷于竞争性开发利用水资源或惟工程为美思想的继续，生态为重、保护优先距离自然对象物还多么遥远。

有人说国家给三峡有发电指标，或鄱阳湖流域水库也各有任务，这都没有错，但鄱阳湖水问题不是也要由人甚至同一批人来解决吗。长江还是那个长江，赣江还是那个赣江，鄱阳湖还是那个鄱阳湖，如果大家都不能相互体谅、相忍为党，必须把各自既得利益、正在筹谋利益做到最大化，不能因为他方需要而有些微更改、损失，那还有什么制度优越性，怎么走向可持续发展，美丽中国梦岂不是可梦不可及了。据《耕地草原河湖修养生息规划（2016-2030年）》，我国人均水资源2100立方米，耕地亩均水资源1400立方米，分别为世界人均的28%、亩均的1/2，表明落实“在生态环境容量上过紧日子”的要求，不进一步加大、加密开发调控河湖生态系统，是应对水生态强劲约束的必然选择，而提高水资源合理分配和节约利用水平，更有着现实紧迫性。

条条大路通罗马，只要我们不想继续显著牺牲自然生态利益，不以专业偏好把“鄱湖工程”唯一化、“无可替代”化，以积极态度、必胜信念看有关规划中提出的水库群联合调度，并强化挖砂等有威胁人类活动管理，再辅以其他各种可能的措施解决鄱阳湖水问题的巨大潜力，就不会有什么问题解决不了。

八、“鄱阳湖水利枢纽对生态环境保护利大于弊”等结论缺乏可靠性。“无可替代”说认为，“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对生态环境可能产生一些不利影响，通过采取科学的措施与方法，可以降低或减缓这些不利影响。”或称影响“有利有弊”，而“通过这些调整，鄱阳湖水利枢纽对生态环境保护利大于弊，其产生的次生影响通过科学合理的调度可以降低和减免。”“鄱阳湖水利枢纽总体是合理可行的。”还有“蓄水对候鸟、江豚的生境更有利”“如果湿地不受影响，对食草的水鸟亦没有影响”“适当抬高最枯水期水位，有利于泥滩、草洲的渐次出露，塑造适宜的湿地景观格局，为越冬候鸟提供丰富的越冬生境和食物源”等自我矛盾或互有矛盾的叙述等。

暂且不论江豚可以适应生境多蓄水的变化，并不代表绝大部分越冬候鸟也可以适应蓄水导致的生境变化，它们是不同的生境选择，要蓄水同时满足以江豚为代表的水生生物生境需要和以越冬候鸟为代表的鸟类生境需要，这个可能超越自然力和人为力的设想，本身是多么矛盾，有多大变为现实的可能性。首先看看这些关于鄱阳湖水利枢纽可行的系列化、程式化说法有多么面熟，多少年来涉自然生态开发建设、人工调控等项目，不都是这样说的，什么生态环境影响有利有弊、有正面也有负面，总的利大于弊并有改善，项目总体可行等，甚至一些生态影响无以复加的控制性开发项目也各取所需式向着效益良好的所谓“生态工程”积极解释。按照这些经典说法，我国自然生态环境持续有所改善才对，改善不了起码也不能恶化，何患现在各种生态系统损毁退化严重，濒危物种名单越来越长，充盈洁净的水资源等各种支持性生态服务越来越成为希缺品，有的甚至不可得。

这里无意纠结过往，更没有任何要了解一下导致自然生态环境变的更差而不是更好的哪个冤大头究竟是谁、所居何处的意思，而是想借以说明长期来有助于项目成行的许多说法，其实大多都与行将或最终承受项目影响的自然对象物无关，多为我们自己为了项目如愿以偿而一厢情愿式自说自话，也算一个交代。在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今天，“鄱湖工程”还要继续昨天的故事，那我们该如何相信其“利大于弊”“总体可行”？在此不妨以“无可替代”说早就归宿属意的“鄱湖工程”相关科学措施与方法及许多推测性说法为例，看看能否找到满意答案。

比如说，把“调度水位调低，水位消落要符合鄱阳湖自然水文节律”，出现极端情况时，“闸门也可以全部打开，恢复到自然状态，生态安全得到了保证。”首先，不管调度水位高或低，总是要实现人的调度目标和意志，总是要以人为性水位代替自然性水位，入江水道依自然模式没有水位的日子里也要有水位，甚至大开水闸闸门了，闸的前后也会有水位差，综合影响便是水位自然涨落变得不再自然。所以只要“鄱湖工程”由蓝图变为现实，调度水位高与低于自然生态而言，已经没有好与坏的差别，影响是一样的。其次，说水位消落要符合自然水文节律，极端情况时闸门全开恢复到自然状态，想象这个如何做得到。一个绵延数公里布置64孔泄水闸、3线船闸等设施的永久性建筑物横在江湖连通处，按久已瞩目的既定目标进行人工调控，脆弱的自然生态系统如何适应、平衡得了这个庞然大物回到自然节律、自然状态去。假如真如所言实现了，修建“鄱湖工程”的意义又在何处。

比如说“建坝改建闸”。其实“闸”和“坝”的区别在于，前者具可操作性和灵活性，后者是定型化“死物”，但当着进行人为操作如放下巨大闸板拦水蓄水时，闸也会变成死物，其经济功能、生态影响和“坝”并无二致”，其时所谓“不会像大坝那样完全阻断河流的连通性”的那个“不会”，究竟会在哪里、会是怎样的表现形式。当然，在不需要蓄水时，闸可以操作成开闸放水模式，水流阻隔影响可基本消解，但这还不代表对随水而生的水生生物阻隔影响可一并基本消解，要看不同物种对自然生境中人工设施侵入和生境变化的敏感性、适应性，只要这个水利枢纽在那里，即是开闸模式要完全消解阻隔影响也难。而坝不能随便打开，不过也有泄水闸、溢洪道等。“鄱湖工程”按设计一年至少有7个月（9月～次年3月底）全闸运行（不排除中间会有调整变化），履行的是全坝功能，在改变河湖生态系统自然模式、阻碍水生生物迁徙洄游等方面，能说与“坝”有很大不同、与工程初衷有很大不一致吗，恐怕不能。那又怎么会“最大限度地保持鄱阳湖与长江连通的自然属性”呢，这也基本不可能。

比如说只“调枯不控洪”。“无可替代”说认为“鄱阳湖水量增多，对水生动植物的分布和生长肯定是有利的”，还说“建闸后，水位高，水面大，水深增加，栖息空间增大，有利于江豚栖息生境；同样道理，建闸后适当抬高湖水位，鱼类增多，也有利于江豚觅食”等。鄱阳湖本身不是没有洪水期的高水位、大水面，这不能说是历史遗产起码也是大家一般了解的长江-鄱阳湖水文模式，要不怎么会有鄱阳湖是过水性湖泊一说，《全国生态功能区划（修编版）》为什么要界定鄱阳湖为重要的洪水调蓄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功能区，这是历史形成的，谁想改变也难，除非另有地方肯作出牺牲。高水位、大水面，自有生物学特征、生态学习性与其水文、生境条件相适应的各种生物相邀际会。而且鄱阳湖低水位也不是现在才有，没有低水位哪会有高水位，江豚等长久以鄱阳湖-长江为家，对鄱阳湖的低水位早已习以为常并有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应变能力，如随鄱阳湖退水游到长江去，游到枯水期鄱阳湖有较深水位、较大水面的子湖去，这也是江豚的自然节律吧。

所以这样一个“调枯不控洪”的巨大工程，显著提高枯水期鄱阳湖的水位、增大水面，使历史以来枯水期的低水位明显有了涨水期的较高甚至高水位特征，对江豚等也不一定是好事。况且现在江豚面临威胁，按“无可替代”说还同时提到的“渔业资源衰减、食物源短缺，江豚的生存空间受到挤压、采砂和船舶航行、电捕鱼和‘斩秋湖'捕捞等人类活动对江豚的直接伤害加剧”等，只靠“水淹七军”难能把江豚的各种生存威胁都解除了，保护工作是全方位的。反倒是自然节律下鄱阳湖区瘦弱枯水期的多样化湿地生态系统等，对白鹤等种类繁多的候鸟越冬及迁徙极为重要，自然价值高度更具独特性，甚至因极易受人类活动影响退化消失而更显珍贵，这也是鸟类保护工作者对“鄱湖工程”环境问题最为关注、担心的方面。而“鄱湖工程”“调枯不控洪”，着力改变的就是要把枯水为丰水，不是也讲到“鄱阳湖水利枢纽建成运行后，若枯水期水位过高，将淹没大面积草洲和泥滩，挺水植被的生长时间和空间受到挤压，越冬候鸟的栖息地和食物源将受到影响。”那考虑不对候鸟造成影响，对应“水位过高”改调“水位过低”，不又回到问题原点了，怎么会是维持“鄱阳湖重要湿地原有的生态功能”，如果能维持，又存在何须还要上“鄱湖工程”的疑问。

比如说“与江豚专家密切配合，通过设置大孔闸来解决阻隔影响，专为江豚设置了4孔60米宽的大闸，让江豚过闸。”“科学研究和实践经验都表明，60米宽的大闸是足够让江豚自由过闸的”等。首先，要明确江豚只是代表性物种，旗下跟着无比丰富的不同种类的长江水生生物，保护对所有受威胁物种及其生境具同等重要性，就像人离开其他动植物不能生存一样，江豚离开了其他动植物也不能生存，如果只要江豚而其他可以不要，那乘早连江豚也别保护。所以“鄱湖工程”，不仅要关注对江豚等明星式物种的影响，更要看看对江豚提供生存支持的其他更多物种有没有威胁，如果有，可以采取减免影响的措施是什么。

其次，江豚等野生动物不像人，具有“指向哪里、打向哪里”和将就求生的本领，有关“宁要山、不要命”的说法，许多水坝下溯河洄游鱼类宁可撞死、累死、晒死也不回头的现象，以及搞所谓“人工繁育、迁地保护”多难能如愿的事实，都表明野生动物之“野”，其生物学特征、生态学习性具有不可随意更改性，对首选栖息地也是顽强的固守。在自然生境，江豚越过水下石块、水沟等自然障碍物，哪怕仅容豚体通过狭窄小通道也无大碍，它的流线型躯体提供了这种方便。“鄱湖工程”有进步，考录到人工建筑物对自然生境的改变，为江豚修建了跨度更大的闸门，根据专家意见这种闸门由3孔增加到4孔，要正面的看，希望在“不控洪”的日子里江豚可以在人的指引、指导下比较顺利地找到属于自己的闸门，闸前闸后水位差、水的流态也适合其习性，进出闸坝往返江-湖无虑。但是，自9月起就下闸“控枯”的更长时段，按照“枯水期退水的时候，鱼儿游入长江，江豚随之往长江游去”的自然模式，岂不是鱼和江豚都过不了闸，这问题完全没有说，更谈不上有解决方案。

再者，说与江豚专家密切配合让江豚过闸，当然过闸只是江豚面临问题之一，保护工作是全方位的，但问题是江豚专家对现状威胁下江豚的保护也向来一筹莫展，不断预测、宣传等不到哪个时间段，江豚就要灭绝了等等。“鄱湖工程”又在沟通江豚不同栖息地、不同种群的江-湖连通咽喉地带新增了闭闸与开闸模式交替出现、且以闭闸时间为长的巨大威胁，他们会更没有信心、更不会看好基于自然生态系统的江豚就地保护了。而且按“无可替代”说已经预测到“闸控期江豚的迁移受阻，增加了小种群遗传的概率”。江豚本来就是小种群了，小种群问题“鄱湖工程”自身不解决，江豚专家更无法解决，任其从小种群再到小种群，岂不是物质无限可分了，那能保护的好吗，能靠得住、如愿以偿吗。

九、“无可替代”说擢升“鄱湖工程”优势地位不利于集思广益把好事办好。在自然-经济-社会复合生态系统现状条件下，发展的资源环境约束趋紧，保护的经济利益掣肘更紧，基于自然基础的发展和发展重压下的保护，都是相对的，否则怎么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怎么实现人与自然和协相处的美好愿景。自然生态破坏的差不多了，河流湖泊因其自然开放性、水资源不可或缺性尤为重灾区，维持淡水水生生态系统自然价值高度的工作，实际上遭遇比任何生态系统保护都更大的挑战，处境也更艰难，自然资产损失也更严重，如今找到一条蜿蜒曲折、滔滔汩汩的自然河流已非易事，依托河湖生态系统多样性的物种多样性正经历致命打击。为此，按照“保护生态、留一张白纸”要求，我们要尽最大努力争取所有可能的保护机会，好不容易侥幸留存、勉强留存下来的一些自然生态系统区域，能少开发、少改变，就少开发、少改变一些，继续卯足了劲向自然大举进军的情况，能避免就尽可能避免一些。自然生态系统可以骄傲地交到后代手里的已经少之又少、弱之又弱，经不起一而再、再而三的折腾了。

幸运的是我们扬起了建设生态文明的风帆，进入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理念统领发展和长江要搞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新时代。鄱阳湖生态系统这张“生态白纸”虽然也和其他生态系统区域一样不那么“白”了，但也绝难找到比这张更白的“纸”取而代之。尤其自古以来就有的那个江-湖“天然联系”，不仅是指水的流向、流态，更是以洪、枯交替出现反映大地自然生态进程的代表作，是河湖生态系统和水生生物在我国第一大河、第一大淡水湖间的变动不居，是为鸟类等陆生野生动植物塑造多样化生境，也为人的生产、生活持续提供、维持着适宜的环境条件，这个美轮美奂自然节律的价值高度，是任何形式的“人工联系”都难以企及的，我们立足于自然生态现状基础上的保护，不破罐破摔，也同样不需要更几无可能通过工程措施和人工调控使其好上加好，最好能以“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失之难存”的观点审慎对待。

江西发展是全国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水利建设是国家重要的基础产业，自“鄱湖工程”相关信息公示以来，许多人对鄱阳湖水问题感同身受，积极出注意、想办法务求妥善解决，反映了大家对江西发展和水利建设的关心、支持。而“无可替代”说却强调“鄱湖工程”已经“做好环评报告被翻‘底朝天'的准备”，在工程到底“建与不建”上，认为目前要做的只是“多听取生态、环境专家的建议和意见”，以利“进一步优化运行调度方案”。这告诉公众的无疑是“鄱湖工程”的唯一性、确定性，以及对其他于“鄱湖工程”之外解决鄱阳湖水问题思路、措施的拒绝性。然而“鄱湖工程”是否就那么好、那么无可替代，也不见得。如说“应对江湖关系变化作用、生态作用、改善湖区通航的作用无可替代”，除鄱阳湖枯水期需要进出长江的水运量不知有多大，能否有陆路可以代替外，以工程措施应对江湖关系变化和生态问题，和“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有无冲突，能否说到做到，大有存疑。再如汛期闸是开了，但工程体系在，会否泄水不畅加重鄱阳湖平原洪灾；会否也要面临其他人为改变河湖关系后湖泊久治不愈的水环境问题等。

客观地看不说热火朝天至少也是熙熙攘攘的涉利用自然资源、调控自然生态系统的开发建设项目，无论“大”或“小”，哪有那么多的“无可替代”，甚至只要提出来从头至尾都是“无可替代”。过去，曾有一些项目也强调自己的“无可替代”性，后来因故取消了，至今啥事也没有，反倒相关经济目标得到了更为充分的实现，也留下了一片好生态。现在，国家化解过剩产能，实际上相当一部分产能自运作项目起，就知道是过剩的，完全是各自强调“无可替代”性的产物。鄱阳湖有实际水问题要解决，不能这样类比，但鄱阳湖的历史是没有“鄱湖工程”的历史，信息公示中问计于公众的第一条就是“对本工程建设的看法”等，无疑也不能把“鄱湖工程”绝对化了。还是要按照“如果一时看不透，或者认识不统一，则要用‘慢思维'，有时就要做减法。对一些二选一甚至多选一的‘两难'、‘多难'问题，要科学论证，比较选优。对那些不能做的事情，要列出负面清单”的要求去做，可能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