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文明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工业文明至少到目前为止已给人类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资源破坏。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在我国建设生态文明的要求。这是一个英明的决策。作为生态学工作者，我们认为，在我国建设生态文明工作中，加强严格化生态学基础的研究，加强对国际上生态学研究进展的了解，把一些生态学的基本概念弄准确很有必要。

       生态学的基本概念应与国际接轨

       科学理解生态学的基本概念，才能实现胡锦涛总书记要求我们的走科学发展观的道路。例如，“生态环境”一词国际上是不用的，因为在我们身边找不到一个“非生态环境”，因此，国外不用“生态环境”一词；又如“生态功能”，国外指的是生物通过生理等活动，如植物吸收二氧化碳，放出氧气等。这对改善人类的生活十分必要。又如我们在全国进行的大规模生态功能区划，说是生态功能区划但没有说清楚与生态功能的关系，实际上是地理区划，等等。

       多了解国际上生态学研究的最新进展

       国际上的环境管理已发生改变。自1990年以来，国际上赋予生态学家和环境管理人员的政治议事日程已发生改变。特别是里约宣言和21世纪议程聚焦于可持续发展。后者不可避免地使生态系统功能运作成为核心问题。按照里约宣言，把发展界定如下：“发展是满足当代需要而不损害未来世代满足他们自己需求的能力”。里约宣言强调了生态系统的重要性。各国应以全球合伙的协作精神去管护和恢复地球生态系统的健康与完整性。

       鉴于不同国家对全球环境退化的影响不同，各个国家的责任也不同。发达国家由于他们的社会置于全球环境的压力以及他们控制的技术和财政资源，他们应承担更多的可持续发展的国际义务。

       在2000年采用的“生物多样性公约”把生态系统概念甚至更中心地置于环境管理考虑中，提出了被称为生态系统途径的12个法则——

       一是土地、水和生物资源的管理目标是一种社会选择之事。二是管理必须被分散到最低的合适水平。三是生态系统管理人员必须考虑他们的活动对邻近和其他生态系统的影响(实际的或潜在的)。四是从管理认出潜在的获得。通常需要以一种经济的角度认识和管理该生态系统。任何这样的生态系统管理计划必须：减少那些不利地影响生物多样性的市场扭曲；调准刺激性的东西，促进生物多样性管理和可持续利用；在一给定生态系统中使花费和效益内在化到行得通。五是对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进行管护，以便保持生态系统的服务，这必须是生态系统途径的优先目标。六是生态系统必须在它们的功能运作的极限之內加以管理。七是生态系统途径必须在合适的空间和时间尺度上从事。八是要认识表征生态系统过程改变着的时间尺度和滞后影响。生态系统管理目标必须长期设置。九是管理必须承认改变是不可避免的。十是生态系统途径必须寻找管护与生物多样性利用之间的合适的平衡与整合。十一是生态系统途径必须考虑有关信息的所有形式，包括科学的、本土的和局地的知识，以及创新和实践。十二是生态系统途径必须包括社会和科学学科的所有相关的方面。

       在生态系统与人类福利方面，一个从2003年开始的4年生态系统评估工作组的概念框架报告书中也指出，生态系统是核心课题。该书的第二章强调指出：生态系统状况的评估、服务的提供以及他们对人类福利的关系需要一种综合途径。

       生态系统服务是人们从生态系统获得的利益。这包括提供食物和水，调节洪水，控制疾病，对精神、娱乐等的服务效益，以及支持服务，如帮助养分循环，支持地球生命发展。

       总之，采取一种综合途径，保持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运作是成功的环境管理战略的先决条件。

       根据以上分析，典型的生态系统过程的基本状况可以归纳为以下5点：生态系统是开放系统，对能量、物质和信息是开放的；生态系统具有定向的发展；生态系统具有网络连接性；生态系统是等级地组织的；生态系统对干扰有复杂的反应。

       Jorgensen和Fath于2004年讨论了生态系统的8个基本法则与定理：物质和能量守恒；所有生态系统过程是不可逆的；所有生态系统是开放系统，接受能量、物质的输入和排出；生态系统具有许多组建水平并级秩地运作；地球上以碳为基础的生命具有一种基础的生物化学特征，它意味着许多生物化学化合物能在所有生物有机体中找到，因此，它们具有几乎同样的元素组成，当在生态学中作出化学计量计算时，这一原则被广泛地使用，即使用生活物质的一种近似平均组成。该主张能给出反馈的一种生物化学解释；生物学过程利用捕获的能量(输入)从热力学平衡进一步移动并保持相对于环境的低熵和高能的非平衡状态，这表述了生态系统能生长的另一种方式；没有生态系统有机体隔离地存在，而与其他有机体和它的非生物环境相连接；接受太阳辐射的所有生态系统将努力使生态-放能储量最大化。

       从这些基本法则可以看出，生态系统研究应是当前生态学研究的重点，而且也是难点。

       用中国传统的生态思想推进生态工作

       中国古代虽然还未见有以生态为主要内容的著述，但涉及生态和环境保护的思想和行动还是有不少。例如，中国古训：“对各种工程要顺应自然，因势利导”；“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原则。四川都江堰水利工程就是一个“顺应自然，因势利导”的生态工程，己连续运行了2200多年，至今仍发挥着生态工程的作用。

       公元前11世纪，中国西周时期颁布的《伐崇令》是中国最早的自然保护法，也是世界最早的环境保护法律之一。《伐崇令》规定：“毋坏屋，毋填井，毋伐树木，毋动六畜，有不如令者，死无赦”。《伐崇令》以法令形式告诫人们，禁止损坏房屋、填埋水井、砍伐树木、滥杀牲畜。凡不遵守上述法令的人，一律要处以极刑，不得赦免。这项法令似乎有点过严，但严格保护人居住宅，禁止填埋水井、砍伐树木、滥杀牲畜，总之是从保护当时的生活环境和生活资源出发，并对破坏者处以极刑，这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一面。

       据汉代成书的《逸周书》中记载：周文王曾告诫其子发即周武王：“我所保与我所守，传之子孙……山林非时，不升斤斧，以成草木之长，川泽非时，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不麛不卵，以成鸟兽之长……”也是在《逸周书》中记载：相传大禹就提出：“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

       这是中国古代几个重视生态保护的例子，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中国古代不仅有这样的法律性规定，有些朝代还设有专门的机构进行管理。例如，《周礼·地官》记载：周朝设有“山虞”、“林衢”的官职，专门管理林业。《唐书·食货志》记载，唐太宗贞观年间设有“虞部”、“司苑”等职，分管草木、园林事宜。

       中国人民通过切身经历，体会到要顺应自然规律，保护自然资源，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南宋哲学家朱熹将这些思想归纳为“取之有时，用之有节”。不过，中国古代的先民们虽然从实践中总结出不少生态管理的经验，但尚没有从理论上加以总结和提高，形成系统的生态科学。因此，加强系统生态科学的研究，这是我们今天应该承担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