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北京产生了672万吨生活垃圾，按照1600万常住人口计算，平均每人产生约400公斤生活垃圾；与庞大的垃圾产生量相比，北京的垃圾处理设施严重不足，由于处理设施不足，现有的这些设施普遍都在超负荷运行，平均超负荷6.7万吨。 
　　这是北京市环保局日前发布的信息。那么北京垃圾处理到底有哪些问题？如何突破困境？

　　超期服役：垃圾处理厂为何选址难

　　据了解，服务北京市朝阳区垃圾处理的高安屯垃圾卫生填埋场，设计日处理垃圾量为1000吨，但实际日处理量达到3585吨，负荷率358％；郊区的平谷前芮营垃圾卫生填埋场负荷率也达到319％，其设计日处理垃圾量是100吨，但实际日处理量为319吨。已有的垃圾处理场使用年限大大缩短，不到设计的使用年限就已达到饱和状态，迫使相关部门选择新的场地以建设新的垃圾处理场，而选址正是目前北京市垃圾处理遭遇的头号难题。

　　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聂永丰分析，北京市生活垃圾处理之所以困难重重，根本的原因就在于现有处理能力严重不足，且处理方式单一。聂永丰表示，垃圾处理要追求“三化”(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然而北京市目前的生活垃圾处理显然没有达到这个目标。以填埋为主的处理方式难以满足减量化要求，垃圾产生量的迅速增长致使北京的垃圾处理场均处于超负荷运转状态，难以为继。

　　据记者调查，目前北京市处理的生活垃圾中，94.1％采用卫生填埋方式，3.9％采用堆肥方式，2％采用焚烧方式。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总工徐海云认为，填埋处理方式本身的缺陷是根本的原因，在现有条件下，很难将填埋场对周边环境的影响稳定地控制在居民满意的范围之内。再则，政府对垃圾处理设施周边居民缺乏环境补偿机制。

　　而对于焚烧处理方式的推广，群众还缺乏客观认识。某技术专家介绍说，目前，多数市民认为垃圾焚烧设施是主要的二恶英污染源，其实不然，垃圾焚烧设施在进行了有效的尾气处理后，排放可以达到环境标准。

　　另外，资源化是垃圾处理过程要遵循的三个原则之一，但北京生活垃圾在家庭层面上的分类一直是个难题，即源头管理较为混乱。其中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分类收集却又混装混运，如此目的不明的分类，难以取得实效。

　　焚烧处理：垃圾处理路线首选？

　　北京生活垃圾处理路线的选择很多，焚烧处理方式因为其明显的减量效果越来越受到业内专家和政府部门的重视，但是因其运行过程中产生二恶英的问题，迟迟没有得到居民认同。目前唯一建成的高安屯垃圾焚烧处理设施，运行并不顺畅。

　　尽管如此，不少专家还是认为，政府主管部门应该确定以焚烧为主要处理方式的处理路线。

　　徐海云介绍说，西方发达国家垃圾处理方式的选择原则是，首先是尽可能进行回收利用；其次是尽可能对可生物降解的有机物进行堆肥处理；再次是尽可能对可燃物进行焚烧处理；最后是对不能进行其他处理的垃圾进行填埋处理。这里“尽可能”的含义就是以经济条件许可为前提，回收利用后的剩余垃圾处理主要有卫生填埋、焚烧、堆肥三种主要方式。

　　因此，他认为，要较好地解决目前北京生活垃圾处理的难题，政府主管部门要尽快确定焚烧处理思路，在实施过程中，制定相关标准，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强执行力；由政府主导推进，以政府投资为主，快速而有效地建设垃圾焚烧厂，避免多方利益纷争；运行责任主体要保障垃圾处理设施的环境达标和监管，协调好公共关系。

　　垃圾处理设施：与百姓诉求如何协调

　　有专家指出，城市需要垃圾处理设施，居民需要良好的生活环境，二者没有矛盾。根据国际上诸多国家的经验，如果采取先进的技术，执行严格的环境标准，加上补偿性的政策措施得当，冲突是可以解决的。

　　针对目前北京市垃圾焚烧场在选址方面所遇到的问题，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院长徐文龙认为，在坚持环评标准的前提下，首先，应该尽快制订严格的建设程序、完善技术标准和监管体系；其次，要提高政府的公信度，建立对焚烧处理场周边居民的环境生态补偿和回馈机制，比如可借鉴我国台湾的经验，从垃圾处理费中提取一定比例或者数额，用于改造周边生态环境。

　　对此，徐海云认为，垃圾焚烧场的选址问题，归根结底是少数人的利益与多数人的利益之争的问题。我国香港一份关于垃圾处理方式选择的全民调查报告显示，有77％的居民赞成焚烧，但同时有66％的居民反对将焚烧场建设在自家附近。他说，在不损害居民生活环境、政府制定补偿机制并切实履行的前提下，垃圾处理设施周边的少数居民利益应该服从整个城市居民的利益。

来源：中国财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