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着530公里的海岸，横跨盐城沿海五县市，在400多万亩滩涂湿地上，分布着两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栖息其间的国家一、二级保护动物分别有14种、76种。九成的岸线、六成的滩涂早被划入自然保护区。

　　当江苏沿海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江苏沿海地区迎来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时，保护与开发的矛盾再次凸现。在这个交织点上，要做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不啻是对各级干部发展观、政绩观和制度创新能力的考验。

　　把发展严格置于生态制约之下

　　几年前，一位上海客商到盐城珍禽保护区缓冲区建了48栋猪舍，最近，被环保部门勒令拆除。他很郁闷：猪就不能跟丹顶鹤和谐共处？

　　滩涂超过680万亩，占全省总量七成，向来以“空间大”为优势，以“不差地”著称的盐城沿海，如今“很差地”。

　　“射阳109万亩滩涂，六成在珍禽保护区。核心区人不准进，缓冲区不能动土，实验区想上项目，需经环保部同意。”射阳县常务副县长李东成说，在手20个项目，投资150亿元，省里给的用地指标370亩，钱再多也难落地。空间受限，工业化滞后，发展快不了。“射阳经济居苏北中下游，每年新增财力不到一个亿，今年光给教师发绩效工资就要7000万！”他很焦虑。

　　省环保部门透露，去年，盐城沿海五县市提出调整珍禽保护区范围，有关方面曾于9月拟启动前期工作，但目前已暂停。

　　执行严格的环保政策，有效控制生态破坏。国务院批准的《江苏沿海地区发展规划》强调，加快92个重要生态功能区建设，其中包括盐城两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之前，江苏生态省建设规划也提出，重点建设盐城珍禽等自然保护区。

　　保护作为国家重要湿地和全球最大的丹顶鹤越冬地、麋鹿栖息地的这两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从中央到省里，毫不含糊设置生态红线。在发展冲动旺盛的当下，这种果决很有必要。

　　盐城珍禽自然保护区高级工程师吕士成透露，2000年后，南下盐城越冬的丹顶鹤已从1128只降至502只。滩涂开发强度加大，丹顶鹤栖息湿地环境变迁，范围缩小，是重要原因。三年前，盐城珍禽保护区范围调整，整体缩小三成；而在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1502只麋鹿密集于4万亩的核心区，鹿群不断增长，空间不足可以预见，保护区副主任丁玉华甚至想到黄河中游为麋鹿寻找新湿地。

　　加快发展，就得多上项目，多占滩涂，消耗更多生态资源。一个世纪前，野生麋鹿从盐城滩涂绝迹，如今越冬丹顶鹤持续减少，都是人类挤压动物生存空间的缩影。

　　“在特定区域，科学发展不是面面俱到，必须突出重点。”省委党校刘长江教授认为，江苏三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两个在盐城滩涂，作为重要生态功能区，这里应把生态保护当作科学发展的重心。

　　承认增长有极限，服从生态制约，该快则快，该慢则慢，是可持续发展观在沿海开发中的体现。坚守生态红线，慢发展就是快发展，不发展就是最大发展。舍弃一时一地的增长，为更大区域更长久的发展提供生态保障，这是含金量最高的发展。

　　让出生态力的地方也出干部

　　“放慢节奏，节点开发，集聚开发，对保护湿地是好事。”12月15日，滨海县县长李逸浩接受采访时，尽管推崇利长远的“生态政绩”，却难以超越发展压力，“当年，滨海财政能到20亿，增幅30%，排进全省县市前30位。”

　　没有速度，改善民生，赶超发展，无从谈起；经济上不去，生态再好，政绩也不硬。刘长江指出，“现有考核体系下，你不跟其他县比GDP，拼速度，市里也不答应，一个县放慢速度，拖了全市后腿，肯定不好交待。”

　　“不能为当代人的利益，竭泽而渔，用光子孙资源。生态保护要讲代际公平，但也不能脱离代内公平。”省委党校谈镇教授认为，为了整体生态，让局部牺牲工业化速度，经济增长受制约，官员政绩受影响，他们如何超越眼前利益安心生态建设？有些地方领导不把生态红线当“红线”，不把生态约束当“约束”，是与追求短期政绩有关，但关键还在政绩考核不科学。

　　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以完善政绩考核评价机制为抓手，引导地方转变发展方式；江苏沿海发展要把生态优先落到实处，创新政绩考核机制同样重要。

　　引导科学发展，从中央到地方都在积极探索，优化干部政绩考核机制，差别化考核是其重点。广东已将全省分为四大功能区，按照区域不同定位，分类考核地级市的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对于生态发展区，实行生态保护优先绩效评价。我省也将推行促进科学发展的干部考核机制，面向不同类型的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坚持共性与个性相结合，设置差别化目标，实行差别化考核。从经济发展到生态文明建设，共性指标分五大类十几项，都要考核，但对不同地区，各项权重不同。此外，还可动态添加个性化目标，体现对不同地区的不同要求。

　　专家认为，考核沿海市县的班子和干部，要视生态制约程度，加大生态文明建设权重。对保护区核心区所在的射阳、大丰，这类权重更要加大。李东成建议，对重要生态功能区的领导，应重点考核生态政绩，考察生态效益的增长，如珍稀物种及其生境的修复与改善。刘长江呼吁，在干部使用中，要把差别化评价贯彻到底，让“生态政绩”显性化，“出生产力的地方出干部，出生态力的地方也应出干部。”

　　用利益杠杆撬动生态保护

　　“我们在缓冲区放养30多头麋鹿，冬天食物不足，它们越出边界，偷吃农民庄稼，农民跑来告状索赔，我们哪有钱赔？”盐城珍禽保护区管理处主任孙明说，保护区建立后，靠海吃海的十万农民面临转型。如何引导他们顺利完成转型，并尽最大努力给予适当补偿，理应引起我们的重视。

　　保护区管好了，生态改善，惠及全人类，然而成本却要所在地承担，显然不尽合理。《江苏沿海地区发展规划》提出，加大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生态补偿，将盐城列为国家生态补偿试点地区，让保护区群众享受的现代化福祉不低于平均水平，使其由被动的利益受损者变为生态保护的积极参与者。

　　“加快建立排污权有偿使用机制，让企业为破坏环境支付成本，补偿生态功能区。”李东成呼吁，用好利益杠杆撬动生态保护。中科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所长杨桂山建议，对生态功能区，还可在禁止开发区域外，补偿相应发展空间。   本报记者  孙巡  翟慎良